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学术研究的推进需要不断地“探賾索隐”，小到对具体历史物事的考辨求索，大到对宏观历史嬗变、思想脉络演进的钩沉发微，无不需要学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与把握。
邓广铭先生（1907.03.16.-1998.01.10）是当代宋史研究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是一篇经典的考证文章。邓先生以层层剥茧的史家笔法，通过对《顺昌战胜破贼录》《鄂王行实编年》《南渡四将传·岳鄂王传》等文献的考辨分析，矫正了讹误近八百年的一系列对“拐子马”的错误理解。本文收录于《邓广铭治史丛稿》（再版），2022年4月。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文 / 邓广铭
南宋高宗赵构的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率军北上，抗击由金朝女真军事贵族兀朮统帅的南侵兵马，在郾城战役中，大破金方的精锐部队——拐子马。这一历史事件，直到今天还在普遍流传。但是，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具有何等样的装备，这却从南宋以来的史书上，就有不同的记载和不同的理解。到岳珂在他所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又详细地加以解释说：“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按即皮绳）。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此说既出，章颖在《南渡四将传》的《岳鄂王传》中加以沿用，元朝官修的《宋史·岳飞传》中也加以沿用。从此，对于拐子马的解释算是定于一尊了，然而诸多的附会错讹，却也从此铸定，踵讹袭谬，牢不可破。计其时间，已将近八百年了。我认为，再不应让这一误解继续流传下去了。因特写成此文，目的是要把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探索出来，而把历来（特别是从岳珂以来）对拐子马的种种附会和误解一律加以澄清。
一、在有关宋、金战争史料中出现较早的
“铁浮图”、“拐子马”、“扢叉千户”、
“河北签军”和“左护军”诸词
（一）
“拐子马”这个名词，在北宋人所撰述的有关武备和军事的史料中就已经出现，并不是在宋、金战争发生后才出现的。在记载宋、金战争的史料中，“拐子马”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在1140年五月的顺昌战役中，也不是在记载这年七月郾城战役时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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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中兴岳王传》之《刘锜顺昌鏖兵》
明万历三台馆刊本
当金朝的军事统帅兀朮于1140年率军南侵，于六月间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境内时，原先奉命去驻扎开封的南宋将官刘锜，这时恰正带兵行进到顺昌，便在顺昌城内进行防御部署。有一个名叫杨汝翼的文人，这时也跟随刘锜在顺昌。他亲眼看到这次战役的全部过程，事后便写了一篇《顺昌战胜破贼录》（按，此书全文收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亦引录此文，但谓系郭乔年撰，不知何以歧互如此），详记这次战役经过，其中有一段文字说：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环合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按同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以枪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皆单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故官军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损七八。
这是南宋一代的历史记载当中，最先提及拐子马的，而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物事，在杨汝翼的文章中却找不到解释。我们也把这一问题留到下文去解决，在此先把见于这段引文中的另外两个名词，即“扢叉千户”和“河北签军”解释一下。
什么叫“扢叉千户”？这在《金史·兵志》的“禁军”条中可以得到回答。《兵志》说：
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
贞元迁都，更以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
这里的“猛安”，是按女真语音转写为汉字的，意译就是“千户”。“扢叉”与“合扎”自是同一女真语音的汉字异写。因此，“扢叉千户”与“合扎猛安”这两个词儿，不论就其语音或语义来说，是全然相同的，即同是汉语中的“侍卫亲军”之意。所以，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也说金的四太子兀朮以“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兀朮自将的牙兵，当然也就是他的侍卫亲军了。
《金史·兵志》说“合扎猛安”的编制，是在贞元迁都之后才组成的，按所谓贞元迁都者，是指1153年金主完颜亮由金的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一事而言，然在1140年的顺昌战役中既已出现了“扢叉千户”的名称，则其组成必然在1140年之前，而绝不会在1153年之后。可见《金史·兵志》的这一条记事，必有年代上的错误。今查《金史》卷一九《世纪补》的开头，记叙金太祖的第二子完颜宗峻的事迹，说在太祖天辅五年（1121），完颜杲都统诸军攻取辽的中京时，完颜宗峻“别领合扎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与杲俱袭辽主于鸳鸯泺”。据此可知，在金太祖开国之初，就已经建置了“合扎猛安”即“扢叉千户”了。是则其事应早于顺昌之战二十几年，早于完颜亮的迁都燕京三十几年。但尽管如此，《金史·兵志》对于“合扎”（亦即“扢叉”）这一语词的解释却是完全正确的。
《顺昌战胜破贼录》说兀朮的“自将牙兵”“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这里也颇有语病。因为，所谓“又号‘扢叉千户’”一句，只应是承接上文的“自将牙兵”而言；而所谓“虏号‘铁浮图’”，则又应是仅仅承接“皆重铠全装”一句，只是说，因为这支部队的装备都是“重铠全装”，望之若铁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铁浮图”的称号（按实说来，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自将牙兵”与“扢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部队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则决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而是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所以，在汪若海记述顺昌战役的《札子》（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二）当中，把兀朮“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并述写其装备说：“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据知《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铁浮图”与“扢叉千户”和“自将牙兵”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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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瑞应图卷》中的金人骑兵形象
[宋] 萧照 绘
上海龙美术馆藏
我再重说一遍：兀朮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朮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二）
据《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拐子马的名称是出之于“河北签军”之口的，是金国部队中的“河北签军”向南宋军队讲话时使用的一个名词。因此，“河北签军”在这里的关系极关重要。我们应当尽先弄清楚什么叫做“河北签军”。
《宋会要辑稿》的《兵》门《归正》类，在绍兴三年（1133）载有一道诏令说：
九月二十五日诏：金人自来多系驱掳河北等路军民，号为签军，所当先冲冒矢石，枉遭杀戮。念皆吾民，深可怜悯。兼自来招收投降汉儿签军等，并皆优补官资，支破请受。可令岳飞：如遇外敌侵犯，措置说谕，有率众来归，为首之人，仍优与推恩。（《兵》十五之三）
汪藻《浮溪集》卷二《论侨寓州郡札子》中，也有论及签军的一段，说道：
比金人入寇，多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号为签军。彼以数百年祖宗涵养之恩，一旦与我为敌者，岂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为其劫质，以死胁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尝一日忘宋也。今年建康、镇江为韩世忠、岳飞所招，遁〔而来〕归者无虑万人，其情可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此《札子》于建炎四年（1130）五月）。
金人刘祁的《归潜志》卷七，也有一条谈及此事，后来且为《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云：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即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
从上面的几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河北签军”者，就是指河北地区民户中被金国统治者强迫征调参军的那些人。这些被驱掳从军的人，在每次战争中，还都被迫最先上火线去“冲冒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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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稷山县马村金代砖雕墓
从上面的引文还可看出，全部的河北签军，其人既全是汉族的人，他们所讲说的自然也全都是汉族的语言。既然如此，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也只能是汉族语言，而断然不会是女真语言。
（三）
河北签军告诉南宋军队的话，第一句就是“我辈原是左护军，本无斗志。”这里的“左护军”究作如何解释呢？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庚子条所载，南宋王朝在这一天把它所统辖的军队，由原来的神武军改名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人马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的称前护军，岳飞的称后护军，而刘光世所部人马则称左护军。到绍兴七年（1137）八月，刘光世的一员部将郦琼率领刘家军一部叛降了伪齐。一年以后，伪齐被金人所废，这支军队的下场，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编，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签兵丁时，总是尽先征签那些曾经做过正规军人的人，在绍兴十年（1140）金军大举南侵之前，为郦琼所劫持而投降伪齐的刘光世的旧部，不论是被改编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征发到前线上去。这些在阵地上主动向南宋军队搭话的“河北签军”，因其本来就是刘光世的旧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说“我辈原是左护军，本无斗志”了。（但是，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的《御前诸军》条内，所述行营护军的前后左右各军及其将领，均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同。例如，说张俊部队改称前护军，韩世忠部队改称后护军，岳飞部队改称左护军，刘光世部队改称右护军。不知两书何以歧互如此。今与南宋其他史籍相参证，知《朝野杂记》此条所记多误，故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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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四将图》
题 [宋] 刘松年 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对“铁浮图”和“拐子马”最早的错误解释
在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顺昌府做地方长官的是陈规，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国的南侵兵马已经进入顺昌境内之后，陈规与刘锜共同负责措置守御事项，汪若海则因须往杭州去乞援于南宋王朝，于五月中旬即挈带眷属离开了顺昌。
从宋钦宗赵桓即位以后，在关于是否割三镇的问题上，在委任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及赵构由相州到归德去践皇帝之位的问题上，汪若海都曾参加过谋议，因而在当时是被称为“深沉有度”的人。可是这次之挈眷南行，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是被描述为临阵脱逃的。事实上，汪若海这次到杭州也并没有请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顺昌去做通判，却也是在顺昌战役已经结束、顺昌的安全已经可以确保之后。
汪若海为要表明自己也是这场顺昌战役的直接参与者，便于回任之后，“躬往战地，或访亲身临阵之人，或质被掳得脱之士”，“聊述顺昌之战胜”，写成一篇《札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备朝廷之采择”。其中有专谈“铁浮屠”和“拐子马”的一段：
兀朮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拒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六月九日〕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虏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洞心而犹刺虏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虏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战自辰时至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朮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
兀朮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门，开掘濠堑，……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二）
汪若海的这几段记述，有一部分是从《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抄袭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为该《录》所不载，则应是从一些“亲自临阵之人”或“被掳得脱之士”询访而得的。其中对于“铁浮屠（图）”和“拐子马”做了更具体的解释，那就是：所谓“铁浮屠”者，除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的“重铠全装”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如“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诸事之外，还要“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所谓“拐子马”者，则是列置在左右两翼的女真铁骑的一种简称。
汪若海对拐子马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对铁浮屠所增加的“三人为伍”等解释则全然错误。然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却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对“铁浮屠”所作的错误解释移用于“拐子马”身上去了。从此便以讹传讹，贻误千载，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所载
郾城战役中的“拐子马”
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当他的军队在绍兴十年（1140）夏、秋间在颍昌府、郾城县等地与金军对战时，随同部队在战地的这类文士必也不少。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几次战役的实况，必也有人将其全过程记载下来，像杨汝翼记载顺昌战役那样。不幸是，到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对岳飞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惨遭杀身横祸。从此以后，凡与岳飞往还较多的人，便被目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的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纳地加以这样那样的罪名，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严重灾祸。因此，凡属记述岳飞生平事迹、特别是战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飞相往还的书札之类，在这时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销毁，希图藉此灭迹免祸。郾城战役的经过，虽然也必有身临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记述，在岳飞身遭横祸之后，这些记载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飞烟灭，自也可以断言。基于这些因由，我们现时所能看到的关于郾城战役的最早记录，是在岳飞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孙子岳珂写入《鄂王行实编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方日进未已。……日出一军挑虏，且骂之。兀朮怒其败，〔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初，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朮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岳珂之编写《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到这年也已将近九十岁了，必不可能还有几个活在人间的。因而岳珂对于郾城战役的那段叙述，必不会是从亲身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口中听来的。但岳珂编写此书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我们现时都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较为冷僻的，后来也被岳珂收录在《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当中了，而在上述这些资料当中，却全无详述郾城战役的文字。岳珂为求能够把这一空白补充起来，而且要把它补充得有声有色，他便东拼西凑，把杨汝翼、汪若海记载顺昌战役的两文取来参考，摘录了两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窜改，即移用了来，充作郾城战役的具体内容。例如，“贯以韦索”和“三人为联”，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稍加改动而成的。而把“铁浮图”和“拐子马”合二而为一，则是岳珂把见于杨、汪二文中的两个各不相干的名词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专凭臆想而创为之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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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国金佗续编》
[宋] 岳珂 编
明嘉靖刻本
在《鄂王行实编年》成书三年之后，即1206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颖以为，刘锜、岳飞、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为他们各写一传以事表扬，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并且表上于朝（事实上即献诸史馆），以备修撰国史时的采择。其中的《岳飞传》，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实编年》为蓝本，稍加删润而成的。在记述郾城战役中大破金军“拐子马”一段，则只是把《行实编年》中的“堵墙”改为“如墙”，“是战也”改为“是役也”，“步人”改为“步卒”，“既相联合”改为“相连”，“一马偾”改为“一马仆”，此外再没有不同之处。后来元朝晚年编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飞传》果然是照抄了章颖的《南渡四将传》中的那一篇，连字句间的改动也很少。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记述岳飞事迹的小说《说岳精忠全传》之类行世，其内容虽不尽相同，却全都在叙述郾城战役时插入了大破拐子马一节，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岳飞传》或《鄂王行实编年》为其依据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一般人对于所谓拐子马者统一在同一种理解之下：“三人为联，贯以韦索”，而且是，只要“一马仆”，其余二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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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之“拐子马”
朝鲜铜活字本
四、“铁浮图”和“拐子马”全都不是
“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当中把“铁浮图”和“拐子马”混同起来，做史官的章颖又完全依照《行实编年》改写了一篇《岳飞传》而上之史馆，可以想见，南宋《国史》中的《岳飞传》必即是毫不改动地照抄了章颖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飞传》，若非直接从章颖著作中抄来，便必是从南宋《国史》中抄来的，两篇文字之间的差异处，真可说绝无而仅有。于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从此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定说”了。在明、清两代人所编辑的《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等书中，更无不沿用其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义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之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朮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朮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有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因而妄加之名目耳。
这段话虽是直接针对着《宋史·岳飞传》、《刘锜传》中的拐子马一词而发的，但在《宋史·岳飞传》中，却正是辗转因袭了《鄂王行实编年》之误，把“拐子马”和“铁浮图”合二而为一的，而《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的解释，则是把汪若海对铁浮图的解释照搬来的，因此，这段“御批”还等于间接地对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对“铁浮图”的解释进行了批驳。
如在上文中所已说过的，铁浮图和铁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汉人口中的一种称呼，而其所以得此称呼，则又只能按照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所说，是指金军中之“重铠全装”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义，便必然发生错误。汪若海没有亲身参与顺昌战役，对于金方军人和战马的装备全不曾目睹，却偏要在杨汝翼的记载和解释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等无稽之谈，既不近情，也不合理，当然不会是从“临阵之人”或“被掳之士”询访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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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批通鉴辑览》关于“拐子马”的批语
清《四库全书荟要》本
《通鉴辑览》中的这条“御批”，不论用以驳斥“铁浮图”或“拐子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对铁浮图已经给予了正确的解释，在驳斥了汪若海的谬说之后，当会很自然地回到杨汝翼的正确解释上去；而杨汝翼、汪若海二人对于“拐子马”一词却全未给予任何解释。在《通鉴辑览》的这条“御批”当中，虽然论证了“三马联络”与“三人相连”之不合情理，然而说，拐子马乃是南宋人见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却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人们仍不免要问：拐子马既与铁浮图同样不是“三人相连”或“三马联络”的，那么，它究竟是指金军中的什么部队而说的呢？
五、“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七月乙未有一条记载说：
诏北面都部署：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除“东西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形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先是，以大阵步骑相半。敌谍知王师不敢擅离本处，多尽力偏攻一面，既众寡不敌，罕能成功。故有是诏。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等人编纂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记载说：
“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马”并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从上边的两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马”一词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现。而见于这两段引文中的“拐子马”，又全不是指敌人（当时北方敌人为辽）方面的某种骑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线上某一种骑兵说的。《长编》所载诏令以“东西拐子马”与“无地分马”对举，所谓“无地分马”者，乃是指没有固定列阵的方位和地点，只准备随时听令相机策应或赴某部之用的骑兵；而“东西拐子马”者，则是有固定列阵方位的，亦即《武经总要》中所说“为大阵之左右翼”的骑兵。
以上引两条记载与杨汝翼、汪若海记顺昌战役的文字相参证，我们就可对“拐子马”一词得出确切理解了：
1. 《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东西拐子马”、“大阵之左右翼”，和见于杨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两拐子马”、“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是完全相对应的；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所谓“东西拐子马”实即等于说“左右翼骑兵”。
2. 《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拐子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阵左右翼”的骑兵而言，而见于杨汝翼记载中的“两拐子马”，却又恰恰是出诸“河北签军”之口，而非出于女真士兵口中的。所谓“河北签军”者，照我们上文所考释，其人本皆汉人，其话也全是汉话，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自然也只是沿用北宋以来已在习用的一个名词，不会有新加的涵义在内，也是可以断言的。
在北宋时期内的词汇中，不但有“拐子马”，还常见有“拐子城”的称呼。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六，于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记金兵围攻开封城时，即屡次谈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条有云：“车驾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虏营。”
四日乙未条有云：“贼初到即力攻东壁通津门拐子城，时刘延庆颇练兵事，措置独有法。”
六日丁酉条有云：“金人犯阙几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利、通津、宣化三门尤为紧地。……姚仲友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圆门，……”
九月庚子条有云：“宣化门告急，姚仲友领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御水门者，以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楼橹皆坏。”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一的《东都城外》条亦载：“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
据上引各条资料可以证明，修筑在汴京城的各城门外，用以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北宋人称之为拐子城；设置在正面大阵两翼的骑兵部队，北宋人称之为拐子马阵。是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当无疑义。不幸的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他们听到这一名词虽也完全懂得，却也不再用以称呼自己的两翼骑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杨汝翼和汪若海，对拐子马这一名称还能通晓其涵义，还不曾在其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对它作任何曲解和附会；到南宋中叶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便不免对之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一三三《夷狄》门载，朱熹曾向他的学生说，当宋徽宗派人去与金人联系夹攻辽朝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往高丽的两位医师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又说：“女真作一阵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胜之。”对于被高丽国王称为“甚好”的女真阵法，朱熹继即加以解释说：“盖如拐子马之类。”按照《武经总要》所说，“拐子马阵”乃是北宋对敌作战时所常摆布的一种阵式，怎么被说成是女真的一种甚好的阵法呢？可见朱熹已不知拐子马的确凿涵义了。
岳珂和章颖，较朱熹更为晚出，对于拐子马一词自然更莫名其妙，于是就只能望文生义，硬把“铁浮图”和“拐子马”二者牵合为一，并借用汪若海对“铁浮图”的错误解释来解释“拐子马”，另外还附益了“三人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等话语，以致与“拐子马”的确切涵义就不能不愈去愈远了。
六、纠驳岳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
和“拐子马由此遂废”诸谬说
（一）
金朝的军队，是以骑兵为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壮所组成的部队，或从其所管辖的各少数民族征调来的部族兵，大致上都是骑兵。只是从汉族地区征签的兵丁，才编制为步兵队伍。而且在作战时，总要他们首先去“冲冒矢石”。如《归潜志》所说，每当金朝下令签军之时，居民则“号泣怨嗟”，州县均为之“骚动”，“驱此辈战，欲其克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军的主力，及其恃以取胜的，当然只有骑兵，包括被汉族士兵称作铁浮图和拐子马的那些部队。打了胜仗，固应归功于他们；打了败仗，也同样得归咎于他们。而从宋、金间发生战争以来，金的主力部队被宋军打败的事却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实编年》以为，自金人起兵以来，只要铁浮图、拐子马一上阵，便战无不胜，只在郾城战役中，才被岳飞识破其弱点，“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才第一次把铁浮图、拐子马打败，而且，“拐子马由是遂废”。这显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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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所载宋军武备
[宋] 曾公亮 等撰
明万历刊本
首先，宋军以大刀、长斧入金阵而砍其马足，并因此而战胜金军的事，在郾城战前就已有了不只一次了。例如：
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载：绍兴四年（1134）十月韩世忠在扬州大仪镇打败金军，其过程是：“韩世忠引兵次大仪镇，勒兵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金将挞也“拥铁骑过五阵之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背嵬军（按，即韩世忠的侍卫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削马足。”金的骑兵“全装陷泥淖中，人马俱毙，遂擒挞也。”
2. 《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有朱熹关于绍兴十年顺昌战役的一段谈话：
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按，即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时金人上十万人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肉饭犒师，……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马甲]，斫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语类》卷一三六载有另一人所记此次谈话，末段作：“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十数人。”）
上引这些资料中所说的，全是宋军用斧或长斧或大刀斫断马足而战胜金军的事，而所战胜的金军，又都是“人马都全装”的“铁骑”，其中也必然包括有铁浮图和拐子马。因为，既然以上十万的大军作战，而其中竟无劲旅，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杨汝翼、汪若海两人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军中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都已参战，而且都被打败了。既然如此，则说在郾城战役以前，铁浮图、拐子马不曾被宋军打败过，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真相的。
（二）
在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用兵较多的战役当中，断无只在正面摆布大阵，而不配置左右两翼的道理。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既然是左右翼骑兵，则说在郾城战役之后，金人在作战时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骑兵，这显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阵如一旦打了败仗，难道也要从此不再设置正面大阵吗！事实上，金国自从发动侵宋之师以来，一直就在使用着所谓“三生阵”，而这“三生阵”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两翼在内的一个统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话》（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转引）中有专记此事的一段文字：
顷在殿前，见御宝批降到金人三生阵同命队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陈己见以闻。
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徼。旗头死，从〔者〕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
圆阵当锋，两翼夹攻，既为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是不可能因某个局部的一次胜败而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
从南宋的许多史书的记载上，在郾城战役之后，也仍可看到，金军在与宋军作战时，还照样在两翼配置精骑，亦即照样使用“拐子马阵”。例如：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五，于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十八日记宋军于柘皋镇大破金军事，说道：
兀朮率铁骑十余万，分两隅，夹道而阵。……王德麾军济渡，奋勇先登，薄其右隅，贼阵动。……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大破之。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所记这次战役的文字，还可得到一些补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杨）沂中曰：“敌便习在弓矢，当有以去其技。”乃令万兵各持长斧，堵而前，奋锐击之，金人大败。
可见宋军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马阵，所使用的办法，和大仪镇、顺昌城诸战役完全相同，是以长斧入阵，“上揕人胸，下斫马足”的。这既可说明，用麻扎刀砍断马足，从而使金的骑兵大受挫败，这并不是由岳飞创造发明的一种办法，而是在其前其后全都使用过的；还可说明，岳珂所说，在郾城战役之后，“拐子马由此遂废”，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无稽之谈。
而且，不只是在晚于郾城战役一年的柘皋战役中有拐子马的出现，在郾城战役二十多年之后，在宋方的记载当中，仍然说金方使用拐子马参加战斗。如《宋史》卷三六七《李显忠传》所载：
孝宗即位，隆兴元年（1163），……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通关陕。……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琦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
尽管在此以后，拐子马一词确实是极少出现了，但是，它之所以极少出现，也仍然不是因为“拐子马由此遂废”，而是因为，这时宋、金军队中的将官与士兵（包括金军中的签军在内），全已换了一代人，在他们的口语和词汇当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马”这个词儿，都不再以此称呼金军的两翼骑兵，从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记载当中，这一名词也随之而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