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
《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
张帆、陈晓伟、邱靖嘉、林鹄、周思成 著
书号：978-7-5217-5095-9
定价：88元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介绍
10世纪—14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激荡的时期，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先后建立的辽、夏、金、元四个少数民族政权，不仅成为广阔草原的霸主，更越过草原界限统治了北方，乃至建立新的大一统王朝。这一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
传统历史学家以宋朝为正统，这些少数民族王朝往往被视为配角，作为落后者和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其内在发展规律在历史叙事中也被忽视。实际上，从东北的原始旷野到西北的戈壁绿洲，在兼具游牧、渔猎、农耕经济和多民族、多文化共处的疆域内，这些王朝在各自不同的传统与现实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在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一次次碰撞之中，交流与融合也在不断发生，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本书由国内辽夏金元史领域的中坚学者联袂撰写，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不仅使用汉文史料，也参考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以及外文史料，并利用了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以高远的历史视野勾勒出这一时期诸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以及互相冲突交融的情况。
本书致力于揭示辽夏金元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复杂多样的时代特征，为读者描绘出战火纷飞，同时又生机勃勃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梳理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带领读者重新认识这几个少数民族王朝。
作者介绍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元史专家，著有《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中国古代简史》等。
陈晓伟，蒙古族，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元史、北方民族史，参与完成《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和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版《辽史》，出版专著《图像、文献与文化史：游牧政治的映像》《〈金史〉丛考》。
邱靖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宋辽金史、历史文献学、科技文化史，著有《〈金史〉纂修考》《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
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辽代与宋代政治史，著有《辽史百官志考订》《南望：辽前期政治史》《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等。
周思成，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著有《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和《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获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
目录
序
第一篇 辽朝
第一章 辽朝的兴衰
第一节 辽朝的建立与向中原的扩张
第二节 辽宋关系
第三节 从鼎盛到衰亡
第二章 辽朝制度、经济与文化
第一节 辽朝国家制度
第二节 辽朝的经济
第三节 辽朝的文化
第二篇 西夏
第三章 西夏的兴衰
第一节 西夏的建立
第二节 西夏前期的统治：宋、辽时代
第三节 西夏后期的统治：金、宋时代
第四章 西夏制度、经济与文化
第一节 西夏国家制度
第二节 西夏的经济与文化
第三篇 金朝
第五章 金朝的建立与入主中原
第一节 金朝的崛起
第二节 从宗室共治到皇权独尊
第六章 金朝的鼎盛与衰亡
第一节 金朝的鼎盛
第二节 女真族的汉化与积弱
第三节 金朝的衰亡
第七章 金朝经济与文化
第一节 金朝的经济
第二节 金朝的文化
第四篇 元朝
第八章 大蒙古国（1206—1260）
第一节 蒙古的建国和对外扩张
第二节 大蒙古国的内政
第九章 元朝的建立与大一统的完成（1260—1294）
第一节 元王朝的建立
第二节 重建大一统
第三节 治国方针的转折
第十章 元朝的中衰与灭亡（1294—1368）
第一节 政治危机
第二节 迟滞的汉化进程
第三节 财政问题
第四节 元朝的覆亡
第十一章 元朝制度、经济与社会
第一节 国家制度
第二节 赋役与户籍
第三节 经济成就
第四节 土地关系与社会结构
第十二章 元朝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
第一节 民族关系
第二节 对外关系
第十三章 元朝的文化
第一节 理学与教育
第二节 宗教
第三节 史学
第四节 文学艺术
第五节 科技
附录
大事年表
世系表
参考书目
注 释
序
《辽夏金元史》一书付梓在即，出版方嘱我撰序，略述写作缘起。本书为“新编中国史”之一种，撰著动议约始于本世纪初，具体年代不复记忆，只记得我似为这套系列作者中最年轻者。当时将我推荐给出版社编辑的同系刘华祝老师，已于六年前病逝；同为系列作者的前系主任王天有老师，辞世更近十年。迁延至今，本卷终于完稿，然殊无欣喜之情，唯觉感慨惭愧，不能自已。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就选定元史作为专业研究方向，后来也多次在北大历史学系开设元史课程。20世纪末，在元史前辈、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指导下，负责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历史·元明清卷》元代部分的撰著，是我第一次系统编写元史教材。于是我以为承既有之基础，增辽夏金之史事，写作一部辽夏金元史，似乎尚有把握，遂与三民书局冒昧签约。岂料由于工作繁忙等各种原因，迟迟未能动笔。拖延既久，乃至产生畏惧情绪，感觉自己对这段历史其实缺乏新见，如强行写作，无非重复自己旧观点，或是综合他人之说无所发明，未免贻笑大方。犹豫之中，几欲退约。承蒙三民书局不弃庸才，谬寄重托，反复催促，乃聘请几位青年学者代为撰写辽夏金历史，我仅负责元代历史。又历数年，全稿终成。其间曲折，实可为力小谋大者之镜鉴。
全书提纲由我拟定。具体分工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鹄撰写第一章及第二章第一节；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撰写第三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邱靖嘉撰写第五、六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研究员陈晓伟撰写第二章后二节、第四章、第七章；我撰写第八至十三章。林、周、邱、陈四位晚我十岁至十数岁不等，年富力强，成果丰硕，已为学术界中坚，施以援手，助成全书，感愧之情，难以缕述。尤须言者，四位学者受我之聘后均早早完稿，唯我一拖再拖，迁延不已，实应再致歉意。
当然，我最应向三民书局表达感谢并致歉。感谢其容忍与耐心，为我之漫长拖延致歉。如将来再有机会补充修订，或可稍减愧疚之情。是为序。
张帆
二○二二年六月廿六日于北京暑热之中
精彩书摘
“
契丹人的汉化
契丹人在接受汉文化之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游牧民族。
唐中叶的藩镇叛乱，则给契丹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是唐朝无力经营东北地区，使契丹人得以坐大，实力大增；另一方面是有很多不堪战乱骚扰的内地汉人纷纷离乡背井，越过长城，进入了契丹人世代居住的辽河流域，使契丹社会出现了农业生产。
阿保机成为夷离堇后，乘唐朝内乱之际，盘马弯弓，频频南下。与此同时，阿保机对契丹随畜游牧的传统生活适时调整，开始学习农耕社会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宣布成立汉儿司，以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据《辽史·韩知古传》记载：“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
第二，改变契丹传统的草原统治方式，建立城市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辽初，韩延徽“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第三，仿效汉文化，施行姓氏制度。《辽史·后妃传》总叙记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2015年6月至12月，在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发掘了两座大型辽代贵族墓葬（编号为M1、M2）。M2出土大量精美随葬品，瓷器多用金银包饰，保存完整的墓志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块《大契丹故贵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亦称：“惟国家千龄，启运二姓，辨族系，尊耶律汉室之宗刘氏也，世娶兰陵周王之重姜姓也。”
第四，大兴儒教和道教，推崇中原的伦理道德。神册三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孔子庙的兴建过程，《辽史·宗室传》记述其原委：“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力主修建孔子庙的耶律倍就是一位汉文化修养极高的契丹人，“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
第五，延揽汉人知识分子。辽朝皇帝不仅倚重韩延徽、韩知古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而且其下令创制的契丹文字，也是借用汉字字形而成，并且里面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
辽太宗时期，辽朝征服中原地区，“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太宗采用中原制度，由此确立南面官制。会同三年（940）十二月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自此，契丹人与汉人打破民族界限，开始逐步融合，也推动着汉化进程。
辽代契丹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和继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契丹贵族上自帝王后妃，下至诸王大臣，能诗善赋者不乏其人。
第二，科举和文化教育。辽代自圣宗时始开科取士，仅取进士二至三人，为数甚微，澶渊之盟以后，增为二十三人，道宗时更猛增为百余人，许多汉人由此跻入显宦行列，并且各地还建立了学校。
第三，生活习俗。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本为汉人习俗，契丹人后来也有了这一习俗，辽圣宗曾多次重九登高，赐群臣菊花酒，以后相沿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