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饭圈：想象性亲密关系能否逃避圈层权力规训？
从早期的明星到现在的偶像，追星群体也随娱乐变化而发生巨大改变。早年更加注重明星的“内容为王”，如今倾向看重偶像的“流量至上”，应该如何看待饭圈文化及其社会行为？东亚式饭圈文化，是自我赋权还是权力规训？
近年来，有关“饭圈”粉丝的消息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早期的影视明星到如今的流量偶像，中国粉丝文化也从“内容为王”的关注点转向了借鉴日韩文娱产业中的“流量为王”。早年的追星现象，往往会被当做某种病理性行为而遭受社会的批评；如今的饭圈文化，则因粉丝自身的反黑、控评、投诉、举报等“越界”行为，导致社会很难对明星发表真实的评论，遭到了社会的负面评价。而在粉头、粉丝与平台、企业之间， 饭圈内部制造了差序性的权力圈层结构，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而充满了隐性利益的灰色地带，甚至有时也因其他因素而走向了话语表达主流化的趋势。饭圈的行为，是行动的自我赋权，还是垄断的权力规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以情感为驱动的共同体？
围绕粉丝文化形态、饭圈文化发展史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与粉丝行为的边界问题等，在2021年牛津中国论坛，南加州大学流行文化学者亨利·詹金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学者林品、首都师范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员许苗苗、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者曾一果进行了对谈。其中，詹金斯、许苗苗、江雪琪、林品等某种程度上自身就是粉丝文化、网络文学、cosplay等流行文化的参与者，这也让对谈在专业视角之外，多了一重局内人的关怀。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是美国著名流行文化学者，早在1992年便出版了专著《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成为粉丝文化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他从相当积极的角度看待粉丝文化，反对将粉丝的疯狂视作病态，而是将粉丝视作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消费者，认为粉丝不愿简单接受给定的东西，而希望参与到二次创作和互动中去。在詹金斯看来，对饭圈文化采取病理化的看法，会给创意产业带来羞耻和罪疚感；粉丝的行为，既能传达身份认同，也能重塑社会联结。
而在中国，饭圈粉丝的特定语境在范围更广的粉丝文化中有其独特的一面。在对谈中，研究文艺理论与大众文化的青年学者林品首先提出了“fandom”和“爱豆”等词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翻译和转译，借此梳理了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电视明星、2004年以来的选秀节目和“粉丝”的出现，再到2014年至今互联网时代下的流量明星和饭圈文化。在后续讨论中，林品提到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造星产业下的经纪团队联合职粉、站姐、粉头等获益者，引导普通粉丝参与控评、打榜、反黑等饭圈活动，为偶像制造流量数据，如此形成“数据拜物教”的风气，使文艺创作环境从“内容为王”转变为“流量至上”。林品也提醒粉丝，在参与饭圈活动进行自我赋权的同时，也希望粉丝们去思考粉圈中的“粉头”和普通粉丝是否形成了不平等的权力圈层，粉丝是否在用自己的无偿劳动为粉头和造星团队贡献利益。
论及饭圈生态的影响因素，暨南大学新媒体文化研究学者曾一果借用“平台资本主义”的概念，特别强调互联网巨头在饭圈传播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他也指出近年来饭圈意识形态主流化的趋势。
首都师范大学青年学者许苗苗从自己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和自身从小追星的经历出发，回溯了二十年来粉丝与偶像关系的变化，粉丝从原先对偶像的仰视转变成有所互动的平视，还常常表现出对偶像的保护欲；但这样的“保护”，有时也可能变成对偶像或作者的要求甚至胁迫。她的讲述和林品所说的带有保护欲和控制欲的东亚式“准亲密关系”相互呼应，对粉丝行为的边界做出反思。她对偶像的界定，也不仅限于演艺明星，还涵盖了网络文学作家等领域。
针对饭圈内部或与外界的冲突，詹金斯提醒，这未必是粉丝文化的特有问题，而可能反映了社会文化中更大的分歧和断层。他亦强调粉丝富有能动性的一面，从对美国粉丝圈的观察，举出粉丝在反性骚扰、传播种族平等理念等方面进行尝试的例子，指出粉丝社群有潜力通过个人或集体的自发行动，将社群转变为富有建设性的空间。
经2021牛津中国论坛授权，《燕京书评》对研讨进行了整理和选摘，并对亨利·詹金斯的英文发言进行了翻译。鉴于学者在研讨中对“fandom”的翻译有所讨论，并且认为不宜直接对应到中文语境中的“饭圈”，因此记者将詹金斯英文发言中“fandom”暂译为“粉丝圈”，“fandom culture”采取较通行的译法“粉丝文化”。
亨利·詹金斯丨粉丝并非无脑，而是参与了意义的创造
我想首先说明，我不是研究中国和中国粉丝文化（fandom culture）的专家，我来自美国，观点主要来自对美国粉丝文化的研究。在欧美，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领域，有自己的学术会议、同行评议、学术著作、大学流程等。粉丝研究基于一个前提，即人不会长时间参与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事，而文化的核心就是制造意义的过程，即使你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一项文化实践有什么意义，保持开放的心态通常能使你发现它的意义。我从小就是一个粉丝，现在也还是，我的博客的名字就叫做“一个学术粉丝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Aca Fan），表明粉丝身份在我的身份认同和知识体系中至关重要，影响我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来源。我个人的研究，主要关注粉丝文化和虚构理论（fictional theory），涉及的大多数是类型小说，比如说科幻、幻想、恐怖、悬疑等。
对我来说，粉丝文化首先意味着质感或姿态（texture or posture），他们从身边的文化中撷取所需的素材，然后做出自己的东西。大众文化匹配于我们的需求、欲望和认同，我们在周围文化中汲取生鲜素材，来搭建自己的个人或集体的神话。粉丝在一些故事前可能会遭到禁止、感到沮丧，而正是痴迷和沮丧之间的来回拉扯塑造了粉丝文化（fandom）。
我会把粉丝圈（fandom）定义为极具热情、有着社会连接、富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消费者，粉丝不愿简单地接受给定的东西，而对那些与自己紧密相关的故事持有一种拥有感。粉丝对创意产业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来自于爱，对于那些他们喜爱的人，粉丝可能比虚构节目的编剧和导演有着更深层、更长远的投入，后者可能只是一集一集地工作，节目主持人也可能只是一季一季地聘用。粉丝把自己视作角色成长发展和叙事完整性的监督者，推动社交媒体平台上其他消费者的关注，平均每个粉丝会为节目带来10到20位其他观众。结果，粉丝已经成为美国媒体产业中为产品带来收入的核心。
粉丝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带来各种创意实践：同人音乐、同人小说、同人影像、Cosplay、同人艺术等各种同人作品，他们发展出自己的类型，有时开发自己的平台来相互分享作品，甚至还有导师制的结构来帮助粉丝成长，就像写作者或创作者那样会收到反馈。我认为，这些方式正在将大量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的逻辑应用到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原材料上，带来参与式的文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一文化越来越国际化。随着中国媒体在全球的传播，美国和中国的粉丝会有越来越多的互动，彼此会从不同的粉丝模式所代表的传统中互相学习，也可能会有冲突。在我的观察中，我所说的“流行文化世界主义”（pop cosmopolitanism）的趋势愈发明显，年轻人渴望摆脱单一文化的限制和狭隘，跨越差异参与到流行文化中去。可能是香港动作片，可能是中国科幻小说，可能是亚洲嘻哈音乐，全世界的粉丝都会参与进来。但我认为，当美国的粉丝实践进入中国的文化经济，很多东西都还有待解决，人们开始互相理解，但也可能有所误解。但这正是我们所在的节点，也是为什么中美学者需要就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交流，以更好地理解粉丝文化。这正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愿望。
林品丨中国饭圈发展史：日韩偶像工业的传入与中国文化产业的演变
如果我们把“饭圈”翻译成“Fandom”，用“饭圈”作为关键词来进行讨论时，可能会由于语言使用和话语实践而产生歧义。在中国这里，当我们用“饭圈”翻译“Fandom”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把“饭圈”的概念扩大化，但中国互联网中的“饭圈”是在2014年之后才真正流行开来的概念。我们可以用“饭圈”来描述在2014年之后出现的这种新型粉丝圈层社群文化，但很难把它直接对应到亨利·詹金斯教授所研究的那种从20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的参与式文化。
在中国，“饭圈”其实是粉丝圈一种特殊的说法，“粉丝”一开始是用来翻译“Fans”，在牛津的双语词典里面的解释是“狂热的爱好者，狂热的仰慕者”。在中国的语境当中，对于狂热爱好者的描述，其实更多是使用“项目名称+迷”这样一种构词法，比如我们会用“影迷”“电视迷”“书迷”“球迷”来称呼某个特定项目的狂热爱好者，这种说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亨利·詹金斯教授研究的电视粉丝和“媒介粉丝”（media fans）似乎更适合中文语境，可以对应到“影迷”“电视迷”这样的概念。在粉丝文化研究或者饭圈文化流行之前，有一种研究在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叫做“迷群研究”。
那么，“Fans”是什么时候才被翻译成“粉丝”的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语言当中，“粉丝”原来是指一种用绿豆淀粉、玉米淀粉、地瓜淀粉等制作的细条状食物；直到2004年前后，这个原本指称食物的词语才被用来指称某一类狂热的仰慕者。
2004年前后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一位名叫林资敏的产学研结合的从业者和学者，出版了一本《抓住怪怪粉丝：视觉行销策略》的书，研究的是“视觉偶像的造星策略”。所以，最开始“粉丝”是被用来指涉一种特定的“迷”，特定的“Fans”，即围绕视觉偶像形成的狂热仰慕者。这本书出版之后，从业者和媒体当中开始有很多人用“粉丝”这个词翻译“Fans”。与此同时，从2004年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就是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这个制造新歌星的电视选秀的节目风靡全国，是参照英国流行偶像选秀节目“Pop Idol”制作的。当时，出现了很多用食物来指称某个特定歌星的狂热仰慕者，比如“玉米”指李宇春的粉丝，“凉粉”指张靓颖的粉丝，“盒饭”指何洁的粉丝；“粉丝”则作为一个概称，来概括那些围绕这种新型视觉偶像出现的狂热仰慕者群体。
“饭圈”这个词则是在2014年前后才出现的。就在去年，饭圈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国家网信办发布一份公告，称新浪微博、豆瓣网、抖音App、兴趣部落App、 超级星饭团App、爱豆App等平台，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加应援打榜、无底线追星的不良信息和行为。在这六个App中，有几个是非常大众化的社交媒体：微博、豆瓣网、抖音；还有三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是QQ推出的兴趣部落，2014年推出；另一个是超级星饭团，2015年推出；还有一个是爱豆，2013年推出。“饭团”，即围绕着某个特定明星形成的饭圈团体；兴趣部落，其实是用来追星的，其中也包括大量的饭圈行为。
所以，饭圈是什么？是围绕着特定明星所形成的一种兴趣部落或者说“去缘社群”；这种特定的明星，不仅仅是视觉偶像，而且是“爱豆”。这里的爱豆，不应该被认为是对“idol” 这个英文单词的直接翻译，而应该被认为是对“idol”的日文变体和韩文变体的翻译。在2014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恰恰是日韩爱豆的粉丝在中国的互联网络展现出极强数据和流量生产能力的时期；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借鉴日韩偶像工业，这种新型视觉偶像在中国不断涌现甚至开始量产。
所以，我认为狭义的“饭圈”不应指涉那个指代范围非常广泛的“Fandom”，在中国的特定语义下，它其实是用来指涉围绕着一种特定明星（即“爱豆”）所形成的兴趣部落。在2014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恰好也是中国的三大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进军影视行业、文娱行业，并且依靠着他们的互联网思维、大数据理念，来改造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游戏规则和产业生态的历史阶段。
当时，“爱豆”就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变体，就叫做“流量明星”。在中国的语境下，在中国的网络文化当中，流量明星和爱豆其实常常指代的是同一类明星或视觉偶像。如果要给饭圈下一个简短的定义，我会把它界定为在2014年前后开始出现，逐渐在中国网络社会当中流行开来的一种特定兴趣部落、特定的去缘社群或特定的粉丝、爱好者或仰慕者圈层，它是围绕着爱豆、流量明星而形成的一种圈层。
许苗苗：粉丝经济以情感纽带作为维系，粉丝支持对文化产业贡献巨大
本来打算跟大家分享自己追星的经历，但考虑到参与者差异化的专业背景，我还是从自己研究的网络文学讲起吧。首先，我对林品老师刚才说的非常认同，像“Fandom”这个词，在陶东风老师翻译的书里都翻译成“粉都”。像“饭圈”“粉丝”还有小时候的“追星族”，在这一串词的演变所指代的对象都是不同的，这与近二十年或近十年兴起的网络社交媒体十分相关。
2013-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情况（来源：中商情报网）
从上图可以看到，中国网络文学的年度总体收益已经超过200亿人民币。在网络文学刚出现时，人们会觉得它门槛低，对它有种种的争议，但现在毫无疑义，它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源头之一，是增长十分强劲的一支。大家可以从上图看到不断上升的趋势。
唐家三少与第12届中国作家榜·网络作家榜
自从有了中国作家榜的网络作家子榜单以来，唐家三少从2012到2018年一直蝉联首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唐家三少的个人形象：首先，他很高，身高1.9米；而且，颜值也很高。他在网络上的口碑是从来不断更，一开始每天有将近八千字的产出速度，我不确定现在速度是多少，但始终不断更。网络读者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个颜值高、态度又努力认真、对待情感又非常真诚的男生，大家崇拜他就不仅仅是只读他的作品，而是把他作为一个偶像来看待。所以，他能够成为网络作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从最初2003、2004年刚开始，网络文学开发出打赏订阅的模式，随后逐渐改变成了IP生产的模式。唐家三少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网络作者，而是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代表，无论是作为新阶层的代表，还是中国作协全委等，拥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网络文学已经从最初的低门槛、开放性产业，发展为当前庞大的互联网文化产业链中的源头，也制造出了这个产业的偶像化明星。
我一个朋友的儿子颜值很高，是小时候走在街上会有人邀请他去拍广告的那种小男孩。因为喜欢网络小说，我们也聊过天。有一天这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不知道儿子怎么回事，忽然不见了，保姆说他去参加“唐氏三兄弟”的聚会，你说我儿子会不会被人绑架了？我当时一想，“唐氏三兄弟”，该不会是唐家三少吧？一查，当时是2014年，正好有一个“唐门家宴”，就是唐家三少写作十周年的活动，其实孩子是被邀请去参加这个活动了。所以，即便当前的网络文学拥有这么广大的社会受众，实际上它的粉丝和读者之中依然区隔非常严重。
无论是追星还是粉什么偶像，都是孤立的过程。我小时候追星，20年前在一座西北城市。大家可以想象，那时社会媒体上并没有这么多资源，但我那时候追星是登上了报纸的。为什么会这么狂热地追星？就是因为自己觉得很孤独，而明星身上能够体现出和凝聚起自己的一些情感。明星也好，偶像也罢，无论他是作者，还是歌星或者影星，都代表着某种原型。这个原型可以扩大化，吸引到一大批追逐者、粉丝，或者是当年的“追星族”。
粉丝行为和粉丝经济，使网络文学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正向的效果，比如可以在互联网盗版和抄袭十分猖獗的环境中起到净化的作用，因为粉丝会自发地做调色盘和文本比对，或在粉丝之间会撕来撕去。这些行为，可以起到文本净化的作用；同时，粉丝也支持作者坚持写下去。即便是现在的网络文学环境和氛围，依然可以看到无数的盗版网站，任何一部红文都可以在盗版网站看到。以情感为纽带的粉丝经济，能让创作者获得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让作者们在盗版横行的环境中继续下去。同时，粉丝文化还支持了一些小众的题材，比如昨天主持人让我谈一下耽美，在此暂不展开。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些小众题材，是在粉丝坚定的支持下才能够继续下去的。这是它的优势。
当然，粉丝行为也可能有负面的效果。首先，粉丝的支持和大量经济收益的获得，导致网络文学现在变得很贵。它从当初低门槛的、人人都能参与的东西，变成了现在出名作者的IP都特别贵，因为即便不转化或者不走出国门，也有足够的粉丝愿意打赏，这些作者能够获得充足的收益，就不会积极地将它转化。另外，部分粉丝希望自己喜爱的作者能够把东西转化，比如说出一些周边产品，或者出一些书去售卖，结果就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小众题材，比如耽美文学，因为出售一些自己的周边产品或者书籍而被起诉。
曾一果丨中国饭圈：从“次元之壁”的想象壁垒到主流化趋势
从平台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饭圈，和詹金斯教授所讲的电视迷可能不太一样，从粉丝文化到饭圈文化有一个变化。2005年的“超级女声”只能说是饭圈文化的一个雏形，可能还不是2014年到今天我们所说的饭圈文化，这是中国语境下的特点。
第二点，平台本身对饭圈的成长和形成有着巨大的作用，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尼尔·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来形容，这在中国是比较显著的。比如林品刚才讲到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还有大量饭圈聚集的B站、小红书，大量的饭圈集聚在各个互联网资本平台。饭圈在这样一些平台上，线上线下形成多元的互动。这是第二个方面——舆论文化工业新的数字平台和饭圈群体的结合，组织化、平台化、资本化是现在的饭圈文化的大特点。返券行为也在这样的平台和组织中展开，无论是应援、打榜还是其他各种活动，都和这样的平台机构有具体的关系。
第三点，我认为值得注意饭圈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不知道全球的情况如何，但在中国的语境下，饭圈的主流化是一个明显的现象。原来的饭圈，一开始是以二次元为主，林品曾经说过：“中国的二次元爱好者采用‘次元之壁’这样的想象壁垒；在这个壁垒中，将家事、国事、天下事等三次元话题排除在外。”但在今天，这个情况似乎有所变化。饭圈正在两个方面突破原来的圈层：一方面是从小众文化向大众文化的突破，刚才詹金斯老师也是用“大众文化”这样一个词语；二是从次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型，以及主流文化对饭圈文化的接近。在中国，这两点在这两年是比较明显的。比如饭圈女孩联合帝吧出征，再比如“那年那兔那些事”，这些都反映了饭圈文化在不断主流化。
最近正好在给陶东风老师和周宪老师主编的《文化研究》编一组稿子，这组稿子就叫“新媒介技术与亚文化表征”，主要是谈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互动关系。在技术的参与和推动之下，借助于数字媒介平台，饭圈也不断地参与文化社会和政治，二次元的虚拟世界和三次元的现实世界有了更多的交集和互动。
【圆桌讨论】
粉丝的狂热并非病态，既是表达身份认同，也能塑造社会联结
谢廷玉：詹金斯教授，我们注意到您对将粉丝文化视作病态的看法持批判态度。在您看来，对粉丝文化的病理化解读错在哪里？粉丝文化对粉丝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
詹金斯：这种看法是有误导性的，病理化的看法会给创意产业带来羞耻和罪疚感。有些人认为这个产业是病态的，无法理解为什么粉丝们会珍惜自己的作品。有些记者，仿佛感到粉丝圈中这些新涌现的作者和声音给他们带来了威胁。如果我们原原本本地看待粉丝圈和粉丝，会发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参与到了创造意义的活动中。作为学者、新闻工作者、产业内人士，我们的责任应该努力理解是什么驱动着这种行为，并以开放的态度作出回应。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对于粉丝文化和人类文化行为的实践，粉丝十分重要：一方面是个人行为，无论是出于对偶像的依恋、叙事还是其他各种粉丝行为，都是粉丝个体的创造性产出；另一方面，这也是粉丝的集体行为，因为粉丝们形成社群，互相分享，参与到这个系统中去。粉丝首要的追求，无非是在其所处的文化中获得一些发言权，获得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权利，以回应大众传媒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常常没能反映出它所在的文化所富有的多样性。
在美国，我们能看到彰显种族政治和种族代表性的粉丝网站，人们想要看到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美国媒体系统。这也是一个性与性别问题上的斗争场域，人们希望改变性与性别方面的原有文化论述。在我看来很重要的是，粉丝圈不是一个病理化的空间。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的粉丝有精神疾病，但如果这么说的话，我的学院同行中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个例。我不认为成为一个狂热粉丝，或者过分热衷于粉丝文化有什么疯狂的。这只是生活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人们更好地控制文化生产、批判和流通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我眼中的粉丝文化的核心。
至于粉丝文化对粉丝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已经谈过很多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他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这和他们父母一代的身份认同是不同的。这里体现出了社会联系的意义。比如一些独生子女粉丝感到孤独，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建立相互联系的渴望是非常有意义的过程。我们需要讲述新的故事，讲述这个系统所没有提供给我们的故事。寻找声音，是很有意义的。
不同的粉丝文化有独特的意义，人们需要跨过一般和通用，去理解粉丝文化的独特之处；起点在于渴望建立新的故事、新的身份，寻找新的声音，以及塑造彼此之间的社会联结。
东亚式饭圈文化：剥离传统纽带的“去缘社交”，与基于想象的“准亲密关系”
谢廷玉：正如老师们所说，中国饭圈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当我们把视线聚焦到中国时，饭圈文化对青年人吸引力体现在哪里？
林品：关于饭圈文化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可以把饭圈文化作为一个和其他去缘社群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的特定“去缘文化”来讨论。就共性而言，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剧变过程当中，对于去缘社交的需求急剧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以及与之相伴的城市化进程，这些变化都塑造了一种与原来生活在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生活在单位制和严格的户籍制之下的熟人社会所不同的生存状态。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的陌生人社会当中，孤独而疏离的原子化个人，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当中不断涌现。原来的地缘社交，是以共同的地域为因缘纽带；还有业缘社交、血缘社交，是以共同的血脉、共同的事业学业为因缘纽带。这些社交关系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此时此刻，在网络时代，一种新的社交方式填补了很多处在孤独疏离状态当中新生代原子化个人的社交空白或社交空洞，这就是“去缘社交”。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每个核心家庭只能生一胎，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不止一代的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的血缘社交有很大空白。与父母一辈或祖辈相比，这些人更容易陷入到一种孤独的宅生存状态当中。
饭圈则填补和满足了这种去缘社交的需求。同时，饭圈还能满足两个很重要的心理需求。一是对于自恋力比多投射的需求。西方文化研究经常讨论，我们今天的后工业社会如何是一个自恋主义的社会。自恋主义的社会遇到了一个与它构成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一方面，这个社会需要我们不断实现个人的自我满足；另一方面，阶层固化、社会上升或者个人成就实现的可能性被封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很多个体对于荣誉、对于声望的想象，是无法在自己身上获得满足的，但他可以寻找到一个理想自我，寻找到一个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镜像。我无法在自己身上实现关于荣耀、关于奢华、关于名利场的想象，但我可以在一个与我相似、但又比我更好的偶像身上投射这种自恋性的力比多，实现这种自恋主义的替代性满足。这也是很多饭圈粉丝喜欢偶像，成为偶像“事业粉”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尤其在东亚可能更为明显，就是对于某种亲密关系或者说“准社交关系”的需求。东亚的偶像文化和偶像工业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准社交关系的去病理化——粉丝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偶像的女友、老婆、姐姐、妹妹、哥哥、弟弟、老公、男友，可以在自己和一个视觉偶像、明星或爱豆之间，建立起一种准亲密关系或准亲属关系。在20世纪中叶的精神分析学领域，这种准社交关系很容易被病理化看待，甚至在当年20世纪90年代刘德华粉丝群体当中，如果你说“我就是他的女友”的话，也很可能被大众媒体建构为一个病理现象。但在东亚，先是日本，后是韩国，接着是中国的偶像工业、爱豆工业，这种准社交关系的想象和建构，不但不被视作病理现象，从产业到媒体背后的利益链条，输送着话语建构者、粉丝运营者，鼓励你把自己想象成偶像的女友，要求偶像去提供各种各样可供粉丝代入自我，进入到一个想象性亲密关系当中的素材。
在这个高度原子化的孤独时代当中，饭圈文化满足了粉丝对于准社交关系的需求。粉丝不仅仅在去缘社交当中获得满足，在粉丝社群后援会的集体互动当中获得满足；在和偶像之间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想象当中，也获得了满足。
许苗苗：我成长的过程，可以说见证了偶像地位的转变。在早些年的电视时代，不管歌手还是演员，偶像都是高高在上的，是舞台上一个完美的形象，和星星一样光芒四散。作为一个粉丝或者追星者，当你看到偶像时，会觉得你依然孤独，但这颗星星光线的终端也许会有和你一样的人。你们彼此不相识，但有一个共同的情感投射对象。
当年的“追星族”虽然叫族，实际上没有族，追星者们都是孤立的。但今天的饭圈确实成为了一个群体，从追星族到饭圈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互联网媒体和社交媒体转变的过程。从以往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变成了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下，与粉丝平行、有时还很蠢萌的爱豆。现在的饭圈，也就有了和偶像平行的地位，可以和大家互动，粉丝们共同供养我们喜欢的爱豆。这也是当前饭圈文化吸引年轻人的一个特色。它通过互联网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群体，彼此之间可以互动，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以前可能是有一个中心，现在就成了一个群体。
当明星从高高在上的偶像变成你可以平视甚至俯视，只要你打钱或投入一些支持的行为，就能从他的身上看到感谢和即时回馈时，偶像在粉丝心中就从一个完美对象变成了一个需要保护的柔弱对象。“我们家哥哥就这样，你不喜欢你走开，我们依然支持他。”就是这样一种“护短”的心态，越是会激起负面情绪，越是会让粉丝团结起来，在明星或者爱豆的背后来支持他。
林品：我觉得这点很对，想补充一点。不管是云哥哥、云女友、云妹妹等，在东亚式准社交关系（准亲密关系或准亲属关系）当中，常常有一种强烈的控制欲和保护欲，不断试图去维系、巩固、强化这种虚拟情感纽带。这种动机，非常容易激发这些粉丝去做出一些行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保护哥哥，但这种行为有可能侵犯到其他去缘社群或者其他网络用户。
比如对于偶像的演技、唱功的批评，以及对他们参与的文娱项目、影视作品发表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或者可能进行一些同人创作、二次创作，以文本为素材进行詹金斯老师意义上的文本挪用等，这些是原先认为很正常的一些意见表达。但是，很多粉丝觉得这种行为影响了我心目中“我的哥哥”的形象塑造或者人设，为了保护他，我就要去战斗，我就要去消灭你的同人创作或者你的意见表达。
“数据拜物教”下的饭圈文化：看似疯狂的粉丝行为背后有资本产业的引导算计
江雪琪：尽管如此，在很多人看来，饭圈还是十分疯狂的，一些饭圈青年的行为逻辑好像难以被理解。比如说当明星偶像的利益有可能蒙受损失的时候，我们粉丝往往会做出全方位，甚至是比较偏颇或极端的行为来进行保护和支持，包括林品老师说的超级星饭团和一些兴趣部落等，我追星时也在上面打过榜、做过数据，而这些行为也被认为是非常疯狂的。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种想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批疯狂的行为和疯狂的青年呢？
林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今年会在曾一果老师提到的《文化研究》上发一篇论文，就是讲数据拜物教之下的流量明星与饭圈文化，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数据拜物教”。
这个数据拜物教，其实是在中国2014年以来的互联网加文创时代的产业生态转型过程当中出现的，基于对大数据技术和理念的依赖，对整个文娱产业规则进行改造，就出现了一种新型明星，就是跟传统明星不一样的“流量明星”。传统的明星是通过自己优秀作品的展示，逐渐积累媒体关注。流量明星则更多依靠他在社交媒体之上，被大数据技术所捕捉和量化的流量数据，以它作为一个资本，去兑换新的文化产业当中的资源，包括影视资源、综艺资源，还有品牌代言的资源等。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也就出现了“饭圈粉丝”这种新型粉丝。饭圈粉丝和詹金斯先生研究的“媒介粉丝”（media fans）其实是存在着区别的，这种区别也构成了去年的很多的争论。两种不同的粉丝，两种不同的数字实践，两种不同的话语逻辑，彼此出现了冲突和矛盾时，新的饭圈粉丝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是疯狂的。原来像电视粉丝或者媒介粉丝，他投注的爱是文本，比如媒介文本，包括自发生产用以满足自我想象的同人文本。但是，新的粉丝可能更接近“产业驱动型粉丝”，他们是在特定产业规则的引导之下，从事着有目的的媒介使用和内容生产，或者叫数据生产。
这里涉及到了从日韩的偶像工业借鉴过来的“粉丝运营”。造星团队、经纪公司，会通过组建官方后援会，对接职粉、站姐，收编大粉成为粉头等很多方式，对围绕着偶像明星的粉丝社群进行渗透、引导、组织和动员，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管理。这种组织动员的目的，是驱动他们从事一种特定的媒介使用行为，即制造和增加与爱豆有关的正面数据，同时消灭或压制与爱豆有关的负面数据。在互联网当中，打榜、控评，也即控制和占领提及爱豆的网络内容的评论区，这种控评的行为就是试图去增加正面数据；而还有一个争议最大、最容易引起矛盾冲突的就是“反黑”，把很多在他们看来不利于偶像形象的网络信息内容视作“黑”，然后通过举报、投诉、私信骚扰，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网络暴力的方式，强迫其他网友，或者以平台为渠道，让平台出手使得一些被他们判定为“黑”的内容消失或者遭到压制。
这种反黑行为，引起了去年很多争端。我们会看到，之所以饭圈会有一种被人看作疯狂的控评反黑、应援打榜，它背后其实联系着一个动机，就是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同时消灭或压制负面数据。而这背后，其实是产业生态转型之下，把数据作为可以兑换各种资源的一般等价物，或者是某种意义上已经高度货币化了的资源来看待的“数据拜物教”之下的产物。它不仅跟粉丝的自发性有关，更重要的是背后有产业规则，有造星团队的引导算计。
赋权与规训：粉圈内部的权力差序与应援产业的多重规训
江雪琪：正如刚刚林品老师所说，饭圈内部其实有一套自己的规则，比如对于流量数据的看重，对一个明星全方位的保护等，但这套规则并不能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当我们反黑、控评、投诉、举报时，我们其实是在抹杀其他人说话的自由，无论是言论自由和还是创作自由。这会造成一些后果，比如说我们可能无法对明星发表真实的评论，因为担心会被他们的粉丝所举报等。粉丝这种行为在饭圈内部是非常正常，甚至是可以被理解的，但在生活中，这样的行为就无法被容忍。那么请问各位如何看待这种矛盾？在饭圈和生活之间，我们是否需要有一个边界呢？
林品：这又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饭圈的逻辑，其实是在不断扩张的，背后有资本的力量在推动，有新的互联网资本所主导的造星流水线在推动。我觉得很难设置某种意义上的边界，但还是可以触发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如果有饭圈的粉丝看到这里，我也希望一起去思考。
我们总觉得后援会之类的粉丝组织是一种粉丝“自我赋权”的标志，但其实也应该去追问，在这种粉丝组织当中，粉头和普通粉丝之间是否构成了一种差序性（hierarchical）的权力圈层结构？当粉丝在粉头的号召和引领下，在粉头所营造的信息环境或信息茧房当中行动，完成粉头所布置的反黑、控评、打榜任务时，粉丝在何种意义上是用自己的无偿奉献为那些粉头创造了利益，以及为与粉头有着直接沟通的造星团队创造了利益？
现在中国的粉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援产业链充满了灰色地带，缺乏监管，所以有很多职粉、站姐、粉头，是可以在这种产业链条当中获取非常可观的利益的。而这种获利，又是以其他粉丝的无偿奉献作为前提条件。如果对这些问题有一些自觉的思考和警醒的话，也许一些粉丝的行为就会更审慎，而不是粉头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不会在粉头让我去不断越界应援、跨圈侵犯时，我也就这么做了。
另外，我们还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赋权和规训。当粉丝社群获得了来自新媒介的媒介赋权、来自自己消费行为的消费赋权、来自粉丝运营组织动员的社群赋权时，又如何受到了这多重规训？一个是大数据算法所牵涉的技术垄断规训，一个是来自造星团队和商业驱动、产业驱动的经纪公司所进行的粉丝运营对粉丝的自发性自主性所进行的规训，还有举报机制所牵涉的平台权力和公共权力——这些其实都对粉丝的自我赋权进行了规训。能否既运用好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同时又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自主性其实受到了有形无形的多重势力规训，意识到其实在现在的粉丝群体当中有一个差序性的权力圈层结构？当对这些有着充分的警醒和意识时，粉丝的行为可能就会更加审慎。
当然，这种新的交往规则的塑造，也不能仅靠粉丝自己去完成。比如说整个文娱行业，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不是那么唯数据论、唯流量论的综合评价机制？比如说公共权力是否有可能对充满灰色地带的应援产业链进行一个新的有效又合理的监管？还有全社会的监督，都可能促成不同去缘社群之间的交往规则、交往礼仪的更新。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这种更新，在不同的去缘社群之间，在詹金斯先生所研究的媒介粉丝和这种高度产业驱动、商业目标导向的粉丝之间，在各种各样的新的网络部落和去缘社群之间，大家如何共生共处，在共生当中共创一个多元文化的未来，需要交往礼仪的更新。网络社交、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每一个行动者都面临着新的选择；而行动者和行动者之间的交往，将共同塑造一个文化生态的演进。
曾一果：我们有时会见到一个词叫“开撕”，就是指互怼互骂这样一个词语。饭圈粉丝之间为了某个明星会形成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甚至爆发一些局部性冲突，比如说在去年就爆发了很多刚才林品所说的冲突，这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包括社会、家长和一些机构的关注。
第二点是，饭圈确实是一个带有很强等级关系的圈层结构，但可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差序结构，而是一种混合式的差序结构，有多种权力关系交织在里面，除了文化工业之外，甚至还有部分意识形态的权力也介入进来。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权力关系还是大数据和商业。我前面也特别强调平台，在互联网时代，平台已经强大到全方位地渗透和介入到每一个饭圈粉丝的生活里面。有学者做了一个关于饭圈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些数据，饭圈是如何被这一些组织和机构紧紧纳入文化工业的系统里。文化工业，已经成了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化文化产业。
许苗苗：我还想结合网络文学圈说下饭圈和生活的问题。其实我们粉丝要关注到，一方面你的爱给了作者足够的精神和经济支持，但有时会否也变成了一种胁迫？比如我前面说到大家制作的调色板，确实能够帮助作者限制抄袭、洗稿、融梗；但有时候，我们粉丝会对作者说，材料我都给你整理好了，你去告他，咱们一定要争这口气。而作者可能并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打官司的事情，兴趣可能仅仅是在写作方面，我写出好的故事给我的读者，有人爱就可以了。别的人利用我的故事去挣了大钱，虽然很无奈，但也没有办法。作者未必愿意成为风口浪尖的人或者成为舆论的中心，但如果不去告的话，又有可能伤害到粉丝。所以在网文圈里，很多调色板有关抄袭的起诉，到了最后结果未必特别好。不论读文还是看剧，粉丝还是把重点放在作品上，面对这些事情，可以给作者情感的支持、经济的支持，但不要给出一些行动方面的胁迫，要求作者必须怎样去做。
“调色盘”或“调色板”：将疑似抄袭文章与原文中的相似表述摘出，进行左右比对的表格。
粉圈冲突与时代分歧：粉丝内部的摩擦是社会分歧的表现
江雪琪：所以不管是在粉丝与粉丝之间，粉丝与明星之间，还是粉丝与外部人之间，我们都需要掌握一个尺度与分寸，这其实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那么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詹金斯教授，您认为在粉丝文化与真实生活之间，需要划定一个边界吗？
詹金斯： 我可以先谈谈美国的情况。对话的冲突一直都有，从互联网一开始出现时我就意识到了冲突。美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粉丝社区，各自的规范、口味和政治风貌都不相同。他们开始相互遭遇时，就会震惊地发现其他人对自己所狂热的对象态度截然不同。不同粉丝社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比如星球大战粉丝与星际迷航粉丝；粉丝社区内部也存在紧张关系，比如女性粉丝与男性粉丝之间。这些紧张关系，已经转变为美国粉丝文化的转折点。在美国，我们又回到了粉丝文化激烈摩擦的时刻，这种摩擦源于美国的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这其实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更大的张力和断裂。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不要假设这些摩擦是粉丝文化内部的问题，而是要认识到它反映了更大的分歧。
我今天听到有关资本主义，尤其是网络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机制的讨论时，我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中消费主义的变化，以及大公司急剧增长的破坏力。除了对大家刚才所说做出回应之外，我不足以分析关于中国的其他内容，但我会认为，不应把粉丝圈中的摩擦当做外在于我们文化的病态来看待，而是要认识到这些紧张关系恰恰是我们的文化正在总体经历的，只是在粉丝文化中分外显眼。这是一个新的空间，亚文化空间有自己的动态，也可能在整个文化中发挥作用。我不认为出路在于以某种方式把粉丝文化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或者认为粉丝文化对文化的影响本质上是消极的。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检验目前的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和转变。在美国文化中，目前最为尖锐的割裂是围绕着种族政治，于是这一点也体现在粉丝文化的撕扯中；而在中国，分化可能围绕着资本主义，同时粉丝的网络言论似乎也关乎这种差异。我无法分析中国的情况，但我想说，无论如何不要将粉丝文化从更大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状态中剥离。
饭圈的未来：在流量至上的技术垄断下，粉丝如何重塑主体性命运
江雪琪：刚刚我们讨论到了饭圈的吸引力，以及饭圈现在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如何可以塑造一个更加友好、更加平和、更加健康的饭圈生态呢？如何营造一个更具开放性的未来？
林品：如果我们要营造更好的的粉丝圈生态，直接的举措是不是需要通过社会和舆论监督，去激发这些想要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粉丝运营者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内地娱乐产业资源有限，爱豆又同质化严重；许多爱豆的造星团队的粉丝运营者，很容易在一种零和竞争的思维之下，甚至会通过虐粉来激发粉丝更强烈的情感和行动力来巩固粉丝。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些巩固粉丝的策略会产生路径依赖，比如说划分敌我、党同伐异，通过一种对抗性的身份认同，来巩固社群内部的情感纽带，或者是通过一种阴谋论式的“虐粉”策略，去散布一些我们称之为“洗脑包”的信息，让粉丝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想害我家哥哥。对这种策略产生路径依赖之后，很容易加剧不同社群之间的群体对立和相互攻击。那有没有可能通过社会的监督、舆论的引导，促使这些相关的利益方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同时，很多流量明星、爱豆的官方后援会，都是获得了工作室出具的公函来予以企业认证的。他们在新浪微博社交媒体平台是有蓝v标识（企业认证标识）的。对于这些有企业认证的“官方”后援会，相关部门有没有可能进行一种规范化的管理，进而对这种应援产业链进行监管？
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娱行业原来有个四字真言，叫“内容为王”，但今天很多互联网加文创的从业者，他们往往会觉得“流量至上”。在整个平台所主导的“数据拜物教”的泛娱乐产业闭环当中，这种唯流量论的思维不断扩张，甚至侵蚀原来我们心目中的很多文艺创作规律，或者是詹金斯先生所特别看重的媒介粉丝的那种创造力和生产力。所以，有没有可能从文艺界人士，到社会舆论、大众媒体，再到有关的公共部门的多方合作来维护这种“内容为王”的逻辑，去抵御“流量至上”的侵蚀？
现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背景，就是在大数据技术加持之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所驱动的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工具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推广。在这个技术演进的背景下，其实每一个社会行动者和文化参与者都要面临新的选择。如何不被技术垄断，而是更好地运用技术营造一个符合文创工作者理想的家？这样的文化生态，其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当前中国的粉丝和饭圈都是和社会文化环境、媒介环境等息息相关的，不论是对我们青年粉丝，还是更加年长一些的人，甚至对各个行业的管理者来说，粉丝和饭圈的这些现象都是很新的。当第一次遇到这个现象成为很多青年人情绪情感的集中爆发口时，就会出现种种前景不可预测的情况。
同时，我们也要非常关注媒介素养的教育和提升。现在我正和上海社科院的老师一起翻译UCLA教授道格拉斯写的一本关于媒介素养的著作。随着我们媒介环境和监管环境的逐渐成熟，还有我们粉丝心态的逐渐成熟，以及媒介素养教育在学校和教育体系中的普及，我相信我们的饭圈文化的会越来越好的。
“Cosplay不代表同意”海报：“不要忘记这些装束后面真人的存在。他们应当得到尊重。”
詹金斯：在美国语境下，媒体倾向于放大那种“有毒白人男性粉丝文化”。而实际上，美国粉丝文化中有着言论自由下各种各样的多元表达，但这些没有媒体来报道；相反，如果粉丝文化中流出带有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视频，这些视频却会被媒体放大。
因此，我的第一条建议是，新闻媒体应该了解这些问题，同时也要确保报道涵盖了粉丝文化光谱中充满异质性的表达。这个方向正在变得越来越主流。过去，媒体扮演着某种中心角色，并决定了公众眼中的粉丝文化，我认为这有时具有某种破坏性。我也赞成媒体素养是解决问题的核心。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有批判性意识，对于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具有抵抗力和怀疑态度。
粉丝们也采取了更多集体行动，以更加明确地表达态度、采取行动或进行实践，更加清晰地传达出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我不是在说媒体所说的“取消文化”，而是真的在说一种社群的集体管理，粉丝积极主动地通过这种尝试将社群营造为更具建设性的空间。过去几年来，我观察到许多粉丝圈中的例子，其中不同族裔、不同性别的人们共同努力，试图改变给美国粉丝文化带来有毒恶名的霸凌和偏执成分。
传统的组织也在采取新的政策。例如，有一个名为“ cosplay不代表同意”（Cosplay Is Not Consent）的运动，其目的是摆脱对cosplay扮演者的性骚扰，尤其是对女性和有色人种扮演者的性骚扰。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扩大了cosplay社群的影响力，也创造了更好的意识，建立了与社群外部的连接。再比如，韩国流行文化进入美国，很多黑人女性也制作播客和博客在美国和韩国传播黑人舞蹈。可以说，粉丝社群自发地做了许许多多有建设性的事情。
当然，面对使粉丝社群相互对抗的剥削行为，发展行业规范或自我规范也有其潜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了这一点，我今晚也听到了许多关于偶像文化的生动描述。但我还是认为，粉丝社群有自己的资源，可以塑造自己命运。所以，我一直强调粉丝的行动主体性（agency），不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而非把粉丝仅仅视作被剥削的受害者，或者失去控制、陷入疯狂的病态等。我认为，行动主体性可以使我们以有意义的方式传达自己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