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生存主义者：当“生存下去”变成一门生意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家中常年囤积着压缩饼干、饮用水等应急物资。翻开他们的背包，你可能会看到打火石、防身刀、信号发射灯等平常难得一见的东西。若是和他们聊起野外生存和急救知识，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能说得头头是道。

这一群体有一个特定的称谓——末日生存主义者。简单来说，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尽力做好万全之备，以求在危机降临时，自己能掌握更多主动权。不过，人们很难在生活中遇到真正的末日生存主义者。

一方面，国内这一群体的数量实在有限；另一方面，坚定的“生存狂”基本都会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在许多人眼中，末日生存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就是现代版杞人忧天，或是被影视剧荼毒后所产生的荒唐行径。但事实上，真正了解末日生存主义者的人，仍然是极少数。

让自己成为恒定的支撑

末日生存主义者并不是一群每天坐在家中，幻想着丧尸病毒暴发、变异兽统治世界的人。在他们的视角里，“末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无论是自然灾害、极端气候、战争爆发等所有人类休戚与共的灾难，还是生活变故，对其而言，都可以称之为末日。

吴昱衡就曾因为生意失败，一个人在云南楚雄的山里生活了61天。那时，他浑身充斥着无力感，索性选择逃离社会生活，骑摩托车进了山。吴昱衡把帐篷支在了哀牢山的腹地，旁边有一大一小两条溪流，他经常去里面捕鱼，以保障自己蛋白质的摄入。

山上也有很多野杏、野猕猴桃，可以作为维生素来补充，再加上他上山时背来的大米和荞麦面，吴昱衡几乎在深山里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据吴昱衡回忆，那两个月里，他在山上只见到了三个人，都是当地采草药或放羊的村民。

深山里的生活环境，危险且复杂，吴昱衡要时刻提防野兽和来偷吃东西的老鼠，雷雨天气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吴昱衡发现小的溪水断流了，大的溪水水流也不如以前湍急，他觉得奇怪，但没太在意。

直到下午，他突然听到山上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才意识到可能是爆发了泥石流。所幸那场泥石流没冲到他驻扎的营地。当然，吴昱衡之所以敢只身进入深山，是因为他有足够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是退伍军人，又做了多年的户外领队工作，经常带队穿越热带雨林和无人区。

这次上山前，他也和山下农家乐的老板打好了招呼，自己会在固定时间下来取一些照明工具和腊肉，以此作为一种安全信号。对于大多数末日生存主义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末日，而是自己可以快速处理突发事件的头脑、丰富的野外生存知识以及强健的体魄。

他们认为自己要在各种极端、失控的环境下，都具备生存下来的能力。高中毕业时，冯羽一个人从贵州骑行到了拉萨。再长大一些后，他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进山，只带几样简单的工具保证生存所需。

比如，在没有打火机的情况下，他熟练掌握了三种生火的方法：小学时，他就照着课本学会了用放大镜聚焦阳光、点燃干燥物；后来，他又学会了分辨燧石，这种石头在山里就可以捡到，将两块石头用力摩擦，便可以产生火花；而操作难度比较大的钻木取火法，他也找到了窍门。

聊到这儿时，他兴致勃勃地描述着如何借用木棍和绳子快速生出火来。至于如何设置机关防止狼、野猪半夜袭击人，如何用鸡蛋黄炼制治疗烫伤的油，怎么用一把刀来砍柴等野外生存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冯羽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可控的灾难发生，城市里是很难生活下去的，那我们只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了解大自然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冯羽说，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希望在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让自己成为恒定的支撑。

谨慎成了一种思维习惯

危险意识是潜藏在每个人体内的，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冯羽后来意识到，自己在10岁左右，就展现出了一个“生存狂”的本质。比如当时坐在公交车上，他就会想：如果车子突然翻了怎么办？我要怎么做才能活下来？“我们人类经历了与自然作斗争，最后才生存了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体内有这样的基因是不足为奇的。”冯羽说。

一场灾难、一个变故的发生，就可能成为契机，唤醒人们体内“生存”的火种。吴昱衡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父母工作都很忙，小时候一直是爷爷带着他。爷爷非常喜欢往山上跑，一有空闲时间就带着吴昱衡去山上徒步。

后来，吴昱衡的父母离了婚，他开始变得孤僻起来。“可能当时我的心理还没有发育成熟，我很不愿意和其他小伙伴一起打游戏、看动漫，对于这些正常的人际交往活动感到厌恶，反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吴昱衡说。

即便长大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也没有完全消失。每次出去旅游时，吴昱衡都会特意避开拥挤的场所，尽量做到错峰出行，避免踩踏事故的发生。每次出门，针对不同的场景，吴昱衡都会背不同的应急包。

“现在的年轻人出门可能就背一个小包，装着手机、充电器、钥匙这些简单的东西，你让他多带一瓶水他都会觉得重，但我无论去哪，都一定会带上我的金属水杯。我会考虑到如果我回不去了，那我可以有一个应急的容器，金属材质无论是装冷水还是加热都可以。我还有不同的应急盒，体积很小，针对通勤、钓鱼、爬山等不同的场景。通勤的话可能就带折叠刀、手电筒、能量棒，没必要弄得很夸张。”

他们的谨慎，体现在许多具体的生活场景里，比如在出差时，他们会在行李箱中装一个小型净水器，下雨天出门一定会穿雨衣而不是带雨伞……久而久之，谨慎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思维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末日生存主义者大概率也会是个靠谱的工作伙伴。

吴昱衡和冯羽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会做出细致的规划，事情还没发生前，就已经想好了几种可行的危机预案。在生活中，末日生存主义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必要吧”。

末日生存主义者日常准备的应急物资。

“生存”也是一门生意

总体上，末日生存主义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是“松鼠党”，他们会在家或“安全屋”中囤积足够使用数年的物资，以求灾难来临时，可以躲避在其中，度过一段和平的日子。第二类是“菜刀党”，他们更注重提升自己的武力值，一旦危机发生，他们将会作为最先一批的武力持有者，进行“掠夺”。

第三类是“跑路党”，相较于前两者，他们更追求全面发展，锻炼自己的野外生存能力，把赌注押在自己身上。在本质上，“松鼠党”属于消费能力最强的一群人，他们囤积物资、购买防护产品的习惯，甚至可以“养活”一些企业。

有一些末日生存主义者，还自己投身其中，做起了售卖压缩饼干、罐头和各类防护工具的生意。刘浏所在的公司，在前年推出了名为“生存堡垒”的小型庇护舱项目，可以在特定空间内，为客户打造具有独立发电储能系统、储水及净化系统、滤毒系统、换气系统、排污系统的庇护舱。

作为“生存堡垒”项目的内装设计师，刘浏没有所谓的“末日情结”，也不了解末日生存主义者这个群体。但他在工作中感受到，的确有很多客户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希望通过建立庇护舱，使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获得更安全的保障。

据刘浏回忆，这三年下来，他平均每个月会接触到两三个“生存堡垒”项目的客户，他们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客户一般都住在别墅区，将庇护舱搭建在地下室或者院子里。当然，这份“安全感”是用金钱换来的，最普通的庇护舱，每平方米的价格也在1.5万—3万元之间。

作为一个坚定的“生存狂”，冯羽感到十分惋惜的一件事是，生活中很少有人掌握急救知识。“就像AED，在关键时刻它是可以救命的，但是大多数人你即便把AED放在他手中他也不会用。包括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紧急处理伤口等，很多人也没有掌握正确技巧。”冯羽感慨道。

最近，冯羽又在学习草药相关的知识。他打算在空闲时间多去山里几趟，找到山里能采得到的、易分辨的草药，并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测试，然后分享在网络上，希望大家在没有药物的极端情况下，也能正确处理伤口，延长抢救时间。

未来，冯羽打算开一家急救培训机构，将专业的急救知识，以及他在野外生存经历中掌握的种种经验，传递给更多人。“希望大家都能尽可能地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冯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