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大改造:“公私合营”

2020-12-09

据中共北京市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1955年12月对588户资本家思想状况的调查报告,资本家积极要求公私合营的约占37%,能接受公私合营的约占58%,不肯接受或有严重抗拒行为的约占5%。自1955年12月始,私营工商业纷纷申请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新年已达高潮。1956年1月4日,以北京市工商联主委、同仁堂经理乐松生为首的全市327家药店申请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8日,连同药业在内的20个行业、300多家商店一道被批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为了营造气氛,形成声势,那时各区的资本家和工人到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结队游行,仅1月9、10日两天,就有5万多职工和2万多私方人员参加游行。大街小巷的私营工厂、商店,纷纷挂上了“迎接公私合营”、“庆祝公私合营”的红幅。鉴于“北京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经到达顶点。全部资本家都已经卷入这个高潮,热烈地要求合营,极力表示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趁热打铁,过去那种由政府派下工作组,一行一业,分期分批实行公私合营的作法,已经不能与这种形势相适应了,而必须采取由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公私合营的群众运动的办法。”中共北京市委于1月10日,召开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35个工业行业的3990户工厂和42个商业行业的13973户座商,全部被批准公私合营。与此同时,北京市郊区农民和全市手工业者也分别进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

1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写道:

“最近几天以来,首都各个区日夜锣鼓喧天,爆竹声连连不断,全市各大街上的私营厂、店,几乎家家都挂上了红幛,到处张灯结彩;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工商业资本家欢欣鼓舞。连日来,工人店员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资本家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还有各区资本家家属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一队接一队地在街上游行。同时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私营工商业户,被批准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昨天又有17963户私营工商业走上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至此,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全部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这是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1月15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讲话中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天,侯波拍摄的《乐松生向毛泽东送喜报》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在高潮的最前面》,赞扬北京的公私合营对全国“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并称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空前的速度”:“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

中共中央评价说:“北京市委由于对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具有敏锐的感觉,因而及时地、正确地改变了自己的工作规划和常规的作法,采取了对申请合营的迅即宣布批准,先接过来再进行清产核资等工作的积极方针和办法,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中共中央同时指出:“至于各地的进行步骤和具体办法,应当由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决定,不必也不宜强求一致。”

北京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其他城市的改造高潮。到1956年1月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集中的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七大城市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相继地实现了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

就在北京宣布公私合营完成的1月10日,毛泽东南下到已经搞公私合营的上海申新棉纺织印染厂视察。选择这个日子耐人寻味。

他风趣地对时年40岁的厂长荣毅仁说:“你是大资本家,要带头。现在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老板换了。”随后,他问荣毅仁:“公私合营后的生产怎么样?”荣毅仁笑着回答:“比以前要好。”

而荣毅仁的选择并不容易。

上海解放前夕,荣氏企业正值危难之际,33岁的荣毅仁被推到前台。他在四顾茫然中,硬着头皮挑起了荣家“申新”这副破败不堪的担子。

上海解放后,包括申新在内的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得到政府扶持。不仅在政策上免征进口关税,而且给予贷款帮助恢复生产。

此消息传到香港后,原本逃出去的申新股东,即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回原棉,荣氏的生意逐渐好转。

当时,主管私营企业贷款业务的上海人民银行副行长孙更舵与荣毅仁是好朋友。荣毅仁戏称他为“财神爷”。而孙更舵则觉得荣毅仁与一些老派的资本家比起来,为人更加积极,做起事来也相对单纯,值得信赖。

荣毅仁从新旧对比中,决定了自己的方向。他曾对孙更舵说:

“民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过得也很艰难,我父亲和伯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放松侵略中国时发展起来的。我父亲一辈子办工业,救国图强。父辈曾经把希望寄托到国民党身上。但蒋介石上台后的第一手竟是无端通缉我的伯父荣宗敬,还敲诈了10万银元。宋子文又想吃掉我们的企业。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荣德生又遭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务绑架,敲去了不少美元。我本来不关心政治,但是国家不强盛,企业发展就很艰难。共产党来的时候,本来我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了,政府让申新恢复了生产,我真的是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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