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在山西修建内外两道长城？

作为古代游牧与农耕的战场，山西北部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有着漫长的修筑长城史，其中尤以明代长城规模最为庞大。明长城与此前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布局，明朝在山西境内修了“外长城”与“内长城”两道工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呢？

我们来看明以前的山西长城，以战国秦长城和赵长城为例，它们都修建在阴山山脉一线，但到了明代的时候，这道长城收缩至山西、河北一带，而且在这道长城与京师之间多了一道“内长城”。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朱棣，更准确点说在于朱棣迁都北京。

朱元璋时期，明军数次北伐蒙古，大明基本把国境线维持在河套以北地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长城极有可能与前代长城重合，然而来自帝国内部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三年之后攻陷南京并旋即称帝。由于燕王的统治中心位于北方，所以南京绝非久留之地，造成了后来大明帝国“两京制”的格局。

在“两京制”的框架之下，南京尽管还是名义上的首都，但其职能大部被北京取代。而随着帝国的中心北移，如何确保京师的安全，也成为朝廷主要考虑的问题。朱棣一方面将全国的精锐集中在北京附近，以形成“天子守国门”的状态；另一方面则加紧削藩，以防止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同时促成兵权的高度集中。

在这种举措之下，明初朱元璋在北方一线设置的九大藩王尽数遭到削减，本来分属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和肃王的军事职能，全部被朝廷三大营（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取代。这样一来，藩王们失去了起兵的本钱，但朝廷的军事压力却陡然猛增，久而久之阴山一带的防线就不得不内撤至山西河北一带，这就是明朝“外长城”收缩的原因。

当然朱棣时代，明军在战略上仍旧是处于优势的，五次北征使得残存的蒙古人不敢正面迎击明军的兵锋，但朱棣死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明朝的对外政策逐渐趋于保守，边境重新成为蒙古铁蹄肆虐的疆场，这种情况在“土木堡之变”中达到高潮。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瓦剌军生俘，此后蒙古人更是倾巢而出，试图恢复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在兵部尚书于谦的统率下，大明艰难地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但同时也意识到仅凭“外长城”一道防线是很难抵挡蒙古骑兵冲锋的，于是在“外长城”与京师之间再修筑一条“内长城”就显得十分必要。这道备用防线在山西的雁北地区，其北部是内蒙古高原、南部是恒山山脉、西部是吕梁山脉、东部是太行山脉，可谓“表里山河”。

有明一代，这种内外长城辅助、凭险而守的军事策略基本保证了大明276年的国祚。直到东北建州女真兴起，蒙古人也没有从山西方向突入中原，但行将就木的明朝到底还是在1644年走到了尽头，此后便是大清的时代。

文：闫老师，图：风长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