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明代早朝述论
内容提要：朝会制度历史悠久，它是一个朝代政治面貌的直观体现。明代的朝会，有着不同于前代的独特个性，正由此决定了朝制以后的变化。宣德以后，朝会的发展轨迹，就是在逐渐丧失其政治功能的轨道上趋于僵化；与之相应的，是一个“以奏章批答相关接”的制度开始形成并巩固，维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明代早朝太繁太密，又只徒具形式，对君臣双方都是一个负担。但除了早朝，明代皇帝没有另一个固定的接见群臣的机制；随着早朝的废弛，君主日益深居高拱，上下不交，因此臣下兴复早朝的呼声从未停息。
关于朝会的最早文本见于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先秦文献不足征，汉兴，“采古礼，与秦仪杂就”，立汉家制度，留下了汉高祖用叔孙通“起朝仪”的故事。①唐时魏徵《赋西汉》诗云：“终籍叔孙礼，方知皇帝尊。”②朝会正体现了“尊天子”的政治理念。
君主临御，为听朝、视朝；臣下趋朝，为朝参、侍朝、朝谒、朝请。在传统社会的“五礼”中，朝仪属“嘉礼”。朝会之时，天子高拱，百辟趋拜，讲论天下大政，故有道：“礼莫重于视朝。”③但自古朝仪无一定之制，轻重繁简亦自不同。只是到了明代，朝会才成为一个时代“治忽”的首要标志，帝王形象与其临朝勤怠紧密地牵缠在一起。
明代朝会，分为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其中以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三日举行的大朝最重，皆大会朝班，百官四夷上表称贺。每月初一（朔）、十五（望），百官公服行礼，为朔、望朝。以上二朝均御正殿（即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今太和殿），属礼仪性质，止行“朝贺之礼”，不引见奏事。处理政事在常朝。常朝又分早朝和晚朝。由于晚朝久废，故常朝一般径指早朝，又称日朝。
明初，早朝或御殿④，或御门（奉天门，后改名皇极门，今太和门），后仅御门，称“御门听政”——“日朝御门，为奏对之便”。⑤
朱氏政权在立国之初即行朝会，明朝对朝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朝仪之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但恰恰是明朝的皇帝给后世留下了“不上朝”的坏印象，这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悖论么？
作为集权政治最直观的参照物，朝会在我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学界对此殊乏研究。⑥本文通过对大量零散史料的勾辑整理，还原出明代早朝的轮廓，并通过研究其演替，以窥明朝政治史之一斑。
一 明代早朝之概述
明代行朝会之始，可上推到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这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吴王，建百官，不久即行朝会。⑦朝会的举行，标志着一度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吴国”向独立自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明初诸礼，皆由礼官、儒士杂考前代遗制，“酌古准今”而定。洪武以后，“累朝以渐而详”，各有“禁例”。⑧但明代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朝会仪注，正史中仅见列朝“榜例”，《会典》所载，也只是“事例”的汇编，缺漏极多；私人笔记中有不少记载，其价值在于能提供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下面拟在这些公私史料的基础上，对早朝试予“复原”。
“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⑨明代史料于上朝时辰多用“漏尽”、“昧爽”、“星存而出”等词来形容，如太祖“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临百官”。⑩昧爽也就是天刚破晓的时候。嘉靖初年，少年世宗“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为此阁臣担心：“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于是嘉靖六年（1527年）规定，从新岁始，视朝“每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著为令”。(11)晨曦初开之际上朝，好处不言而喻：“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饬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美成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12)
预朝官员称“朝参官”、“京朝官”。为便于上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13)。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14)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15)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16)
天顺元年（1457年）奏定：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17)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依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东班），武为右班（西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18)
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谓之“金台”。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殿陛门楯间列“大汉将军”，皆着明铁甲胄；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19)
乐起，皇帝御门，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内使二人，一执盖立座上，一执“武备”(20)、杂二扇立座后正中。天顺后，执伞、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座上之伞，遇风劲时也撤去。(21)
皇帝安座后，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齐进御道，再排班。此时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东上”，行一拜三叩头礼，是为“大班”。公侯、驸马、伯自成一班，居武官班前而稍离。(22)
行礼毕，鸿胪寺官对御座宣念谢恩、见辞员数，这些人已于前日在寺具本报名，此时在庭下或午门外遥行五拜三叩头礼。若边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于早朝未奏事之先宣布，所以张国威而昭武功也”。(23)然后，进入早朝最重要的环节——奏事。
鸿胪寺官唱奏事，各衙门以次进奏。(24)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预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约而同，声震如雷，俗私谓之‘打扫’”(25)。然后“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毕即复位”(26)。奏事不用口语，而是大声朗读本章，据称，“吕震聪明绝人，每朝兼奏三部尚书事，诵牍如流”(27)。
通政司、鸿胪寺官除了引奏，有时还代读奏疏，为达到“美观瞻”的目的，在该衙门任职者当“美姿容”、“大音声”，以故北人独多。(28)
奏对之际，班列中有礼节失当者，御史、序班即予举劾。若无失仪，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鸿胪寺官唱奏事毕，鸣鞭驾兴，待圣驾退后，百官亦退，各回衙门莅事。
明初，一切政事皆理于公朝，为“不废务”，即便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1370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29)就连“各庙忌辰”也照常朝参，只是改服浅淡色衣服，不鸣钟鼓。如遇大丧，皇帝则“视事于西角门”。(30)
后妃、亲郡王薨逝，例行“辍朝仪”，从一日到三日不等。起先，文武一品丧，辍朝一日，其后从省，惟于“岁终类辍朝”一日。(31)
对于年老大臣，作为一种优礼，特免其常朝侍班，惟朝朔、望；而对有罪者，则“绝朝请”以示惩处，如欲恢复朝参，须经奏请。
早朝还留下一些旧例，如令节赐食：圣诞、千秋节寿面，立春春饼，元宵圆子，四月初八“不落夹”，端午粽子，重阳糕，腊八面等，俱光禄寺先期上闻，至日早朝后覆奏，朝罢赐宴。但并非所有官员都得与宴，官卑禄薄者往往免宴，改折“节钞”。(32)又如每年三月谕百官穿罗、五月颁扇、十一月传戴“暖耳”，都是行之久远的早朝“故事”。(33)
见君之时，禁例极严，百官须各照品级，第加敬逊，不许搀先越次，且有“私揖之禁”。遇有圣谕教诫，须专心拱听，不许放肆，驰心外想。午门之内，不许吐唾。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许退班。奏对时务必从实，不许妄对。小大官员如上丹墀，身常朝北，不得向南或左右环转，勿得径行中道并王道，如有旨令行，许侧边随行。(34)为了警谕百官，从皇城门、承天门到午门，一路都有训诫红牌。皇城门前牌书“大小官员面欺者斩”(35)，午门牌书“官员人等说谎者斩”(36)。
以上便是明代早朝的大致情况。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早朝迭有停格，但每当新朝更始之际，它总会重新振作，始终摇而不坠、辍而不废。
二 明代早朝之“个性”
朱元璋建立政权之初，许多制度都直接承袭于元朝，如中书省、御史台等，但朝会制度却不循元制。元代朝会极其简略，“每日则宰执入延春阁及别殿奏事而已”(37)。至末年尚有臣子进言：“今国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于前代……惟朝仪之典，不讲而行”，建议“参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38)因此有学者认为元代没有朝会(39)，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御前奏闻”是一种特殊的视朝，但范围极小，时间地点都不固定。(40)元代的御前会议，“得奏事者”只有中书省、御史台、宣政院、枢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数人而已”。(41)无疑，这样的朝会很不利于扩大皇帝的信息来源，而朱元璋对元主失鹿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总结，就是权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将其视做弊政而予以彻底改造。应该说，明代朝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会接见面过窄的反面启示的。但朱元璋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42)，盖因理解不同之故。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的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划分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43)。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后改名归极门，今熙和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后改名会极门，今协和门）。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于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44)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永乐四年（1406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45)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较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未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46)，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47)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此岂能持久？而祖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已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最后，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48)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做旧制。(49)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50)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每日入朝），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九次）、“六参”（朝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仅四朝），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51)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地一体见君。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52)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53)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宣德六年（1431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54)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55)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帅常参官”。(56)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57)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如高启《候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58)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然《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59)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60)，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61)。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62)。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63)。“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64)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65)
这些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
三 明代早朝之“蜕变”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的百官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停止。(66)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第一次，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第二次，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第三次，隆庆六年（1572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67)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68)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69)，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继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中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70)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71)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的打击，被架空了。
孙承泽记明末“奏事仪”云：
于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请旨，该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则奏，无则已。次礼部引差使、考满官员。次六科各奏旨意题本、守卫揭帖、赏赐钞锭。次鸿胪宣奏藩府、边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饭赏赐。既而两京堂上新升者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者面叩头毕，鸿胪卿唱“奏事毕”，群臣俱侧身向上立，鸣鞭毕，上（退）……(72)
与国初相比，奏事大省，而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却占据了早朝的大部分时间。
对于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春明梦余录》记：官员遣祭复命、升迁谢恩、到京陛见以及各衙门奏事无请旨字样者，“俱不旨答”。太常寺奏祭祀、京营官请神祭旗、旗手卫请祭旗纛并六月初六日请旗纛晒晾、吏兵二部奏颁给文武官诰敕以及尚宝司请宝、捧宝并请用宝及奏关金牌，旨俱答“是”。(73)据说，宪宗有口吃的毛病，每以答“是”为苦。鸿胪卿施纯揣知玉音不便，请易为“照例”，大获龙心，不久荣擢尚书。“两字得尚书”，传为笑谈。(74)从这一记载来看，“答旨”程序在成化时已形成定制。
除了“是”或“照例”，还有其他一些“例言”。如官员面辞有当领敕的，叩头毕，圣旨云：“与他敕。”捧敕官捧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旨云：“与他酒饭吃。”又有该赐银两表里的，谢酒饭叩头毕，旨云：“与他赏赐。”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旨云：“接来。”司礼监官承旨接上。年终各衙门类奏差错，旨云：“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等等。天语一下，该衙门官立即出班承旨，习惯上“皆曰‘阿’，其声引长”。(75)廷臣不分大小，御前奏事、承旨必跪。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公朝之上，一般由部寺堂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的一种优待。
奏对之际，礼法最严，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76)若过错不大，皇帝说“饶他”；否则则命“锦衣卫拿了”——政事的表演可没有半分喜剧色彩——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由于早朝所行皆循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77)，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78)。
四 明代早朝之名与实
自古以来，皇帝勤朝被视做尽君职的表现；《长恨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言概尽君王勤惰情态，足见朝会之“名”甚重。但朝会之“实”，亦当细论。其实，明代的早朝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这是太祖之后的君主多怠于上朝的根本原因。
其一，一个以皇帝为唯一和绝对中心的朝会，对君主各方面素质都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朱元璋在无人辅佐的条件下，做到了万机独断，然而后世人主生长深宫，必不能无辅弼。但早朝是皇帝一个人的舞台，不允许类似宰相的人物重新出现，尊重祖制与现实需要的矛盾，势必造成“早朝性格”的“分裂”，这已经埋下了后来早朝空寄虚名、实际政治则转向后台的伏笔。很快，当宣宗勤不如初，英宗又以少主即位时，早朝——或曰明代政治——便不得不有所更张了。
其二，早朝太重、太繁，礼体太严，不间寒暑，日日趋朝，而所为之事，又不过嵩呼舞蹈、虚蹈故事，久之必致厌怠。明代帝王几乎无不以勤朝始而以怠朝终。百官也不堪日日赶朝，怠慢也是普遍而大规模的，许多官员经常借故或无故逃避朝参。可以说，君臣双方都为早朝所苦，懈怠并不止于人主。而且，官员每天到皇城候朝，半日光阴略尽，也影响到他们履行职务，“朝退多不入公署莅政事”的情况在洪武时已不少见。(79)神宗初年，将朝期大大减省后，又议定“应否常朝官定规”，将参加常参者略予开除：“兵部协理戎政侍郎遇开操日免朝，户部总督仓场、管东官厅、禄米仓、银库、大通桥、崇文门，礼部提督四夷馆，工部管修京通仓，户、刑二部照磨，各部司务俱朔望日朝参，刑部提牢主事暂免”；“其余在京差管仓场厅厂官”仍俱常朝。(80)
其三，皇帝当朝裁决政务，多出一时喜怒，思虑难以周全，而臣下面承趋风，极易造成决策畸轻畸重。明初，朝鲜陪臣即窃议：“臣观上国之事，不可则效者多矣。六部官吏罗立庭中，皇帝高拱如天。至于刑决，绝无拟议，一言决了，不知几人无辜受戮。是不可取法也。”(81)这在洪武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况且这样的朝会效率并不高，事无巨细，一切上闻，很容易造成文移推委的习气。“盖上要下烦，上烦下乱，若米盐琐细一一上闻，则所遗者反大矣。一则法网太密，不得伸缩，一则大臣权轻，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弥文，无益于国也。”(82)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朝会的三次大变中，后两次都是在幼主即位的情况下，出“一时之权变”，然最终旧制不可复，权制乃为定例。它表明，早朝之变，有一个背后的力量在推动，而观察其嬗变，正可透析出明代政情的种种微妙变化。
过去一般认为，宣宗以前的皇帝勤于政事，以后逐渐荒怠，以致亡国。这样粗线条的“素描”，将勤朝等同于勤政，于史实亦不尽合；更重要的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皇帝不上朝”的情况下，明朝统治仍能维系二百多年？事实上，早朝的废弛，首先是以朝政运转方式的转变为前提条件的。(83)
早朝作为一种制度，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其存在及其形态必然要顺应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朱棣夺位后，经常北巡，权力核心转移，早朝与大政的“关系度”已经弱化。当时，皇太子在南京监国，仍行早、晚二朝(84)，但一切军国政事均须奏闻行在，而不是径决于公朝。由于北地冬季气候寒凝，扈从之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永乐七年议准：以后“俟鸿胪寺官引谢恩、见辞者行礼毕，驾御右顺门内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无事者退治职务，朔望如常仪”。(85)亦即从“便宜”的角度考虑，自后奏事在便殿，早朝只履行一些必要的礼仪。
朱棣长期不在京师，无法朝见百官，加之晚年多疾，特别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以后“鲜御外朝，政事悉付皇太子决之”(86)。常朝实际上处于半停废状态，而由皇太子在文华殿接见群臣，奏启处事。
皇太子即位，是为仁宗，他是一个享有开创“仁宣之治”美誉的皇帝。但据朝鲜使臣的报告：“洪熙沉于酒色，听政不时，百官莫知早暮。”(87)这是不见于明朝史料的记载，提供了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但仁宗并非荒怠之主，“听政不时”说明他并不乐于朝门高坐。仁宗有着二十年的监国经验，于施政之要必有其心得。他登基不久发生这样一件事：一日早朝，大理卿弋谦奏事，“过于矫激”，且所言之事本该于“榻前密请旨，不当于朝班对众敷奏”，不无“卖直沽名”的嫌疑。仁宗当着群臣受到羞辱，虽不降罪，但“临朝之际，数形于词气”。结果始料未及：“朝臣皆悚仄，相与以言为戒。”为此他不得不当众原谅弋谦，并以敕书的形式向群臣求言。(88)类似的事情或许让仁宗对“公朝”产生一种厌倦情绪。他在位期间，临朝可能不够勤勉，但他紧密依靠宿旧老臣，并团结一批精明强干的九卿僚佐，有效治理了国家。
在接下来的宣德朝，史书中开始出现廷臣大规模“失朝”（逃避朝参）的记录。所谓上行下效，宣宗也可能不是一个勤于朝参的皇帝。正是从宣宗起，开始命大臣“条旨”，形成票拟制度。这一制度立足于奏疏的递进与批答，大致程序是：章疏由司礼监收进，经御览后发内阁拟票（拟出处理意见），再经御笔或司礼太监按阁票朱笔批红（批答）后发出施行。票拟并不意味着对过于集中的皇权做适当的分割与让渡，它只是皇帝通过授权，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找到了代劳者。不能不说新的制度是一种颇有成效的替代机制，它很快在宣宗暴亡、幼君嗣位的大变下体现了价值。宣德十年五月：
行在礼部上祖宗忌辰礼仪。先是，上谓尚书胡濙曰：“朕念祖宗恩德深厚，每遇忌辰，良切悲感，食稻衣锦，岂心所安？尔礼部其与翰林院计议以闻。”(89)
从这两行文字里，完全看不出一个“一元”的独裁政权刚刚失去了主持者，并由此经历了一场危机。一个九岁儿童如何讲得出“祖宗恩德深厚”这样的大道理，所谓的“上”，不过是条旨者的“代言”罢了。正因为内而司礼监、外而内阁的辅政体制先已形成，故“有臣无君”朝廷得以不乱，朝参照常进行。
但幼君不能亲政的事实无法忽视，天子大权又岂容为几名近臣专据。于是在皇太后主政的名义下，一定范围的廷臣分享了议政的权力，实现了某种“政治民主”。正统以后，凡奏疏呈进，必下部“覆议”；若事体重大，牵涉面广，则召集勋臣及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衙门“廷议”，然后将意见奏呈圣裁——这或可称为臣职的一种回归。
过去，政事奏于公朝（用“奏本”），退朝时有警急军情，许用“题本”投进宫门。“批答”制度的形成，刺激了较简易的题本的发展，成为臣下奏事的主要形式。一个上下以“章奏批答相关接”的形态在特殊时期维持了朝廷的稳定，自身也得到巩固。英宗成年后，已无法恢复旧制。从此早朝只是对数件公事“照例答旨”而已，它被抽去“讲政”的血肉，只剩下礼仪的皮相。
既然大政并不赖早朝以决，而早朝又如此繁累，它岂不成了一个可割而弃之的赘疣？武宗时，免朝已为常事。到世宗时，干脆说“朝堂一坐亦何益？”(90)嘉靖十余年后，三十年不朝。他自解道：“早朝率多弥文，至军国大务，何尝不日经心？”(91)他认为，关心政事，批答章疏，就是尽到了为君者的责任，“止是一早朝始终不一耳”。(92)世宗将早朝之弊一语道破，但他只是将其抛弃，而不是试图改造它。
然而，对于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君王不朝势必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一，“早朝率多弥文”恐怕并非世宗的独见，正德时大学士杨一清就曾有针对性地对武宗说：“陛下岂不以天下政务文武诸司分职于外，辅导之臣论思于内，委任责成，可不劳而理？”他指出勤朝的必要性：“人君元首也，臣下股肱也，未有元首不运而股肱得效其用者。”(93)皇帝必须“谨视朝之节”，才能达到“观示臣民”的目的。如果不上朝，“积习既久，遂以为常，传之外朝，将谓纵耳目之玩，极心志之乐，观听之间，不无惶惑”。(94)
君修其德，才能聚人心、作士气，孝宗是个典型的例子。孝宗在弘治八年（1495年）后“视朝渐晏”，但晚年顿改前非，“无日不视朝”，于是“朝臣无大小，皆乐趋朝，以仰承德意。间有语及早朝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懒于朝矣”。(95)据说当时“每早朝钟鼓鸣，则乌鸦以万数集龙楼上”(96)，堪舆家称之为“鸦朝”，视做“弘治致治”的佳兆。(97)而在随后的正德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可见，人心是凝聚于朝会这“万众瞩目之地”的。
如果君王不朝，将导致“君荒于上，臣怠于下”的直接后果。这一点就连世宗也不否认，他抱怨说：“朕不视朝，下遂放逸。”(98)永乐末年，士风开始败坏，有人就将此归咎于天子不临朝，如杨士奇云：“太宗有疾，多不出，扈从之臣放肆无顾藉，请托贿赂，公行无忌。”(99)嘉靖间政风日下，也因“数年以来，朝仪久缺，委任匪人，遂至贿赂公行，刑罚倒置，奔竞成风，公私殚竭”(100)。到明朝面临倾覆的巨大危机时，臣下更有极论：“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早朝则救天下之全，迟御则救天下之半，若终不御朝，则天下终无救而已矣。”(101)
其二，尽管至尊坐朝，只是对大臣的既定安排表示首肯，但这个宣示至高君权的形式却必不可免。因为爵赏、征伐，非臣下敢专擅，须由人主亲发命令，如果朝参不按时举行，必有所妨害。如正德十年（1515年）十月，虏寇入侵，已命都督张洪出师，但因武宗不视朝，大军迟迟不能起行。兵部不得不以军情紧急，“请择日视朝，临遣洪等”。(102)
然而这样一个形式，却是可以用中旨取代的。朱元璋时就经常用中旨、内批行事，到后代停朝成为常态时，凡事传旨而行，也能省去坐朝的麻烦。像上面兵部请临朝遣将，最后即以旨行。但政事一切以“奏本进入，旨意批出”，必将带来“欺蔽”的严重后果。
其三，旧制，“旨意批于题奏本或登闻鼓状，发六科抄行，凡重大事传奉旨意，各衙门必补具奏本，于早朝面进，此外未有朱写旨意出承天门外者，所以重敕旨，防诈伪也”。一旦废朝，无法面君复旨，而内批“径从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诸司无从补本，轻亵纶音，更张旧制，此失政之最大也”。(103)武宗在位，“免朝日多，视朝日少，诸司百辟惟知有左顺门之趋候而已”(104)。天下本章都由司礼监在左顺门收进，又于左顺门传旨行事，上下暌隔，奸弊丛生。正德一朝，早朝的废弛与权奸的纵恣形成鲜明对照。世宗即位后，即从钱宁家搜出题奏本四十余件，江彬沮抑边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礼监隐藏不报本数百件。(105)
针对“近世壅蔽之弊”，嘉靖初年，前大学士王鏊上《亲政篇》，专论朝会。王鏊不是从“君德”的角度而是从体制自身的缺陷上进行了分析。他说：
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也。
他指出，古有三朝，奉天殿大朝可比古“正朝”，奉天门常朝可比古“外朝”，今独缺少“内朝”。“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闷，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端由是而积”。他认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具体办法是：早朝之外，于文华、武英二殿，“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106)
王鏊抒发的是臣僚的普遍心声，希望改变自宪宗以来天子见臣下只于“视朝数刻”，朝退后即深处九重、不复相接的故态。但这一状态的形成，与不立宰相的政治传统以及特殊的朝会、部议、票拟、批答等制度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囿于祖制与时势，王鏊无法对“上下之间”仅以“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的体制进行深入批判。但他知道，这一制度固然使君主在深居不朝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政事不至废辍，但它反过来也加深了君臣的隔膜和宫府的隔绝；一切政事皆由奏牍的批答来推动，皇帝更可安心“静摄”，不必出朝了。然而君面难谋，“凡有章奏，悉出内批，不知果上皇亲批欤，抑奸臣擅权欤！”(107)这使政治存在很大的弊窦。然制度与习惯难以遽改，唯有常行口奏、召对，才能有所弥补。这便是王鏊吁请设立内朝的原因所在。
但世宗没能接受他的建议，内朝之典未兴，常朝却益加废弛。嘉、万两朝，数十年不朝。值得注意的是，明末三帝履职颇勤，即便是“童昏”的熹宗，也从无懒朝的记录。可是，早朝仍不过是“因循格套，粉饰虚文”，这样的朝会被文震孟斥之为“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108)早朝在僵化中已经走向死亡。
“皇帝不上朝”，这句极具概括力的评语为明代政治打上了不良的标签。但正如早朝被赋予了它承受不起的过重负荷，那种认为皇帝一上朝就能图治振兴的观点也未免失之过论。早朝不行，虽然并不必然使百务皆废，但一个见不到天子的朝廷，将同样看不到最高统治者的励精图治之心，这就是早朝为什么必须存在的原因。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全唐诗》卷三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一《请遵祖训以光圣德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万历《明会典》卷四四《常朝御殿仪》（中华书局1989年版）仅记奉天、华盖（今中和殿）二殿。其实洪武时，早朝较随便，亦于谨身殿、右顺门乃至西宫早朝。
⑤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一《制典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⑥这方面成果寥寥，主要有葛志毅：《周代朝会制度与夷夏融合关系》，《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李俊芳：《汉代常朝制度考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唐史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吴丽娱：《唐代的常朝与追朝》，《文史知识》2007年第11期。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韦弓：《清宫朝会仪式》，《紫禁城》1980年第3期。王薇：《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南开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徐艺圃：《试论康熙御门听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关于明代朝会，有无园：《明代的常朝御门》，《紫禁城》1983年第2期。高寿仙：《明代京官之朝参与注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5期。胡丹：《明代的朝会与“懒朝”》，《紫禁城》2008年第9期。这不多的一些成果，对朝会多侧重于介绍，而围绕制度的演变规律及与时政关系问题的讨论，尚待进一步深入。
⑦据《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卷一四载，甲辰三月戊辰已有了朝会的明确记录：该日，汉国逊君陈理“同群臣朝”。又“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图进”。班次即朝班，与官制为表里之物，均为举行朝会的基础。
⑧万历《明会典》卷四四《礼部二·朝仪》。
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礼部七·朝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⑩张廷玉：《明史·尹昌隆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明世宗实录》卷八三，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第1886页。
(12)《明武宗实录》卷二三，正德二年二月己卯，第633～634页。
(13)陆容：《菽园杂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14)《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一，景泰二年十二月甲戌，第4539页。
(15)明初百官入朝皆由西掖门，洪武十七年命公侯驸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许由午门之右门出入；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由左、右掖门。后来，文武百官入朝，俱从左、右掖门。
(16)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17)《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四，天顺元年正月甲申，第5792～5793页。
(18)《明集礼》卷一七《嘉礼一.朝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陆容：《菽园杂记》卷四，第44页。陆釴：《病逸漫记》，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六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6页。
(20)又名“卓影”，形制为一柄三刀，圈以铁线，裹以黄罗袱如扇状。参见陆容《菽园杂记》卷一第1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御座后扇》第6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21)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八，《国朝典故》卷六○，第1351页。
(22)关于朝班情况，可参见拙作《明代“朝班”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
(2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弘治十二年五月庚辰，第2647～2648页。
(24)奏事次第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七，洪武二十九年十月丁酉，第3590页。《明会典》卷四四误作“二十八年”。
(25)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二，《国朝典故》卷五四，第1269页。
(26)《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第2790页。
(27)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28)以王世贞《通政使表》（《弇山堂别集》卷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为例，所录55人中，除3人不知籍贯，另有原籍为南、实生长于北者3人，归入北，则北人37名，南人仅15名。
(29)《明太祖实录》卷五七，洪武三年十月丁巳，第1116页。
(30)万历《明会典》卷四四《忌辰朝仪》。
(31)万历《明会典》卷四四《辍朝仪》。
(3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正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张廷玉：《明史·舆服志三》；谈迁：《枣林杂俎·智集·逸典·传戴暖耳》，中华书局2006年版；《明宪宗实录》卷一六，成化元年四月庚子，第353页。
(3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第2790页。
(3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庚申，第3739～3740页。
(36)李贤：《天顺日录》，《国朝典故》卷四八，第1170页。
(37)《明集礼》卷一七《嘉礼一·朝会》。
(38)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七《建白一十五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如周良霄《元代的皇权和相权》（《蒙元的历史与文化》，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均持此论。
(40)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
(41)《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治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以明人为例，《明集礼》卷一七主“四朝”说，谓为“外朝、中朝、内朝、询事之朝”。而王鏊《震泽集》卷二○《亲政篇》则主“三朝”说，谓为外朝、治朝、内朝（亦曰燕朝）。
(43)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四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明太宗实录》卷二九，永乐二年三月壬戌，第521页。
(45)《明太宗实录》卷五○，永乐四年正月丙辰，第756～757页。
(46)《明仁宗实录》卷三上，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庚戌，第103页。
(47)《明宣宗实录》卷二五，宣德二年二月甲申，第666～667页。
(48)班固：《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
(49)陈寿：《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50)唐初如此，但至玄宗开元十八年，命“常参官分日入朝”（王溥：《唐会要》卷二四《朔望朝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安史之乱后，“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有间日视事者”（王溥：《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
(51)(5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代宗大历元年二月丁亥朔，中华书局1956年版。
(52)朱元璋：《大诰续编·朝臣蹈恶第五十》。本文所引点校《大诰》，载于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3)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一一《礼部九·冠服制》，第5380页。
(54)《明宣宗实录》卷八○，宣德六年六月庚子，第1850～1851页。
(55)《明宪宗实录》卷二九二，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第4949～4950页。
(57)脱脱等：《宋史》卷一一六《礼志十九·宾礼一·常朝仪条》，中华书局1977年版。
(58)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一，第9页。
(59)《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三月己酉，第1335页。
(60)《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己酉，第3579页。
(61)《大诰三编·作诗诽谤第十一》，杨一凡：《大诰研究》，第387页。
(62)《大诰续编·秦异等怙终第八十三》，杨一凡：《大诰研究》，第333页。
(63)《大诰三编·进士监生不悛第二》，杨一凡：《大诰研究》，第378～379页。
(64)《大诰武臣序》，杨一凡：《大诰研究》，第426页。
(65)《明英宗实录》卷一二○，正统九年八月甲子，第2428页。
(66)《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壬寅，第3520页。
(67)隆庆六年八月癸亥，大学士张居正奏言：“视朝不如勤学，尤为务实”，“乞皇上以三、六、九日视朝，其余日俱御文华殿讲读”。上谕礼部：今后“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俱免朝参，只御文华殿讲读”。（《明神宗实录》卷四，第145～146页）这是神宗“方在谅暗”时的临时安排。万历二年五月，礼部奏请恢复旧制，得到的答复是“照三、六、九近例行”（《明神宗实录》卷二五，第640页）。从此一月九朝，成为定制。
(68)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一《制典一》，第1页。
(69)《明太宗实录》卷二九，永乐二年三月壬戌，第521页。
(70)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八《殿门》；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202页。
(71)张廷玉：《明史·宪宗本纪二》。
(7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八《殿门》。
(73)本文所引朝会之时的“答旨”程式，均参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八《殿门》，不再出注。
(74)陆容：《菽园杂记》卷六，第75页。
(75)陆容：《菽园杂记》卷五，第56页。
(76)万历《明会典》卷四四《常朝御门仪》。
(77)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页。
(78)《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嘉靖二年三月癸亥，第695页。
(79)《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九月，第2787页。
(80)《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万历元年四月癸丑，第385～386页。
(81)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5页。
(82)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一○《建言》，第113页。
(83)王天有教授在所撰《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明清论丛》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中，首揭明代朝会与朝政运行的关系，对本文具有启发，特此说明。
(84)叶盛：《水东日记》卷五《胡忠安公自述三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
(85)《明太宗实录》卷九七，永乐七年十月乙卯，第1283～1284页。
(86)《明仁宗实录》卷二中，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壬午，第59页。
(87)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四，第343页。
(88)杨士奇：《东里别集·圣谕录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8、402页；《东里别集·代言录》，第453页。
(89)《明宣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庚辰，第102页。
(90)《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癸未，第6497页。
(91)《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丑，第5449页。
(9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五《皇明异典述十·罢辅臣特诏》，第277页。
(93)《明武宗实录》卷一二○，正德十年正月乙亥，第2420～2421页。
(94)杨廷和：《杨文忠三录》卷一《题奏前录》。
(95)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96)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四。
(97)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鸦朝》，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98)《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戊辰，第5766页。
(99)杨士奇：《东里别集·圣谕录卷下》，第408页。
(100)《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七，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庚戌，第6156页。
(101)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一《宗社危在剥肤疏》，续修四库全书本。
(102)《明武宗实录》卷一三○，正德十年十月戊辰，第2590页。
(103)(105)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一○《礼部八·章奏》。
(104)《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三，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壬辰，第2811页。
(106)王鏊：《震泽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一月戊子，第3761页。
(108)《明熹宗实录》卷二七，天启二年十月己丑，第1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