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章学诚及其弟子史致光

摘要：作为章学诚的弟子，史致光是一位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人物。他曾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状元，之后位极云贵总督、左都御史。史致光政治命运的改变，是章学诚教育理念在实践领域结出的硕果。重访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交往、人生轨迹与历史回响，可以管窥在章氏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章学诚通过与史致光的交流互动，传递自己的学术主张，诸如他史学研究的进展、学术创见的提出、对学术风气的评骘、与乾嘉诸老的学术交锋等，形成了乾嘉历史考证学之外的一股学术潜流。虽然史致光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因学优则仕，未能继承发扬章氏的学问，以至百年之后鲜为人知；而章学诚的学术识见作为暗流，在后世则大放异彩。

作者简介：张峰，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章学诚是传统社会后期在史学理论方面取得卓越建树的史学家。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对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相继作出了很多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重访章学诚的学思历程与学林网络，发现他与弟子史致光交流密切、互动频繁。循此线索，不仅可以勾勒出史致光这位被学界估计不足的人物，而且可以考察在章学诚的学问不为时人理解的时代，他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是如何传播的，进而有助于复原乾嘉时代学术史上这段被遮蔽的史实。

章学诚生逢考证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其时，考证学风披靡学界，人人趋之若鹜，正如梁启超所言：“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 学者以考证作为治学门径，认为学问舍此别无他途，殊不知对于枝节问题的考证，已被他们视为治学的目标。章学诚因不善考证，常被同时代人“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他顶住外界压力，独树一帜，逆于时趋，艰难独行，敢于批判烦琐考证的不良学风，从事“举世所不为”的理论探索工作。他深知，仅仅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力挽狂澜、匡正时弊，于是他希望构建“吾党”，壮大队伍，有更多的同道与他一起形成一个学派。章学诚所说的“吾党”，成员主要包括邵晋涵、史致光、章宗源、章正甫、朱锡庚等人。其中，史致光作为章学诚之弟子，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高中状元，颇受章氏青睐。章学诚在与朱锡庚谈及洪亮吉弹驳其文史之事时，认为洪亮吉的这些辩驳文字即便成书于自己身后，也无需担心，因为在章氏看来，“儿辈力量，尚能驳正”。章氏此处所提“儿辈”，即是平日闻其教导的史致光。可见，在章学诚的心目中，史致光继承了自己的学术衣钵，因此对其极为器重。

01

学术暗流的传递

章学诚一生“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史致光即是其中之一。章学诚每有学术新作，便抄寄史致光，并嘱咐“足下观之可耳，勿示人也”。久而久之，章学诚“凡论文之言，俱汇史余村处”。《文史通义》中现存五封章学诚写给史致光的书信，其中所论内容不仅折射出章、史二人的学术交谊，而且还涉及章氏治学的新见与创获、与乾嘉诸老的交锋、对于当时学术风气的评骘，以及自身学术主张不为学界理解的苦闷。

师生之间的交往，往往以请教问学为主要内容，章学诚与史致光的书信往返亦不乏此类议题。如史致光曾致函章学诚，“欲学古文，苦无题目”，请章学诚予以指导；章学诚也曾结合自身的治学经历，教导史致光“为文不可不知师承，无师承者，不能成家学也”。怎样才能做到文自成家？章学诚对史致光说：“夫为文欲自成家，初非专法一家，非谓古人不足学也，师主于一，则耳目心思自有所范围而成功易也。” 在问学之外，师生之间亦有学术辩难。乾隆五十三年（1788）岁暮，章学诚“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翌年，章氏撰有《原道》等文，意在阐释作为“哲学根本和理论核心的‘道’”与“人类社会演进法则的‘道’”是怎样产生、如何演变，以及“道”与学术之间的内在关联。此时，史致光正担任湖北乡试正考官，因此得览《原道》诸篇文字。他评价章学诚“《原道》诸篇与《通义》他篇不类”，认为此文沾染“宋人习气，不见鲜新”。为此，章学诚解释说，因为《原道》篇名在前人著述中叠见层出，致使史致光等学术知己“见题袭前人，遂觉文如常习”，然而在问题阐发上，“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章学诚正是在与史致光交流为学之道中，传递了他的学术主张与创新之见。

在章学诚与史致光的学术互动中，亦可管窥章氏通过辨析乾嘉诸老观点、批评学界不良风气以传达自身学术见解的现象。乾隆五十五年（1790），章学诚与段玉裁在“神交之久”后得以相见。段玉裁在写给邵晋涵的信札中称誉章学诚“于史学，可谓得其本源”。章学诚也说：“通人如段若膺，见余《通义》有精深者，亦与叹绝。”但是段玉裁却又不无遗憾地指出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若干“文句有长排作比偶者”，其间混杂了“时文句调”。章学诚对于段玉裁的批评很是不满，遂致信史致光申明其学术观点：“夫文求其是耳，岂有古与时哉！即曰时文体多排比，排比又岂作时文者所创为哉！使彼得见韩非《储说》、淮南《说山》《说林》、傅毅《连珠》诸篇，则又当为秦、汉人惜有时文之句调矣。论文岂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执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 章学诚有着卓越的史识，他不同于许多沉迷于补苴襞绩的考证学者。在举世不谈学术经世的时代背景下，他一再向史致光强调，文章是“经世之业”，立言要“有补于世”；批评当时学者讨论学问“不求心术”，不知“何者为学为问”，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从事学问“又将何所用”。实际上，章学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考证学风盛行的学界，众多学者循风治学，却不解治学的旨趣。他又向史致光说道：“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闇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者也。”他以戴震为例，指出“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誉者既非其真，毁者亦失其实”，认为戴震“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可惜者，心术不正”。他同时告诉史致光，自己写有讨论戴震学问的专篇，析论深细，不是“好辨”，也“无私心胜气”，只是对于戴震学问的评析，关乎“世道人心”和“名教大义”，不得不辨，但他又“恐惊一时之耳目”，所以并未将辨析戴震的专文“举以示人”。从此信可以看出章学诚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自觉推动学术前进的使命感、责任感，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他这套学问并不为时人认可，所以只能向史致光等人倾诉心声，私下流传。

章学诚一生研讨史书体裁义例，并将研究心得付诸修志实践。乾隆五十五年，他在完成《亳州志》的编纂之后致信史致光，言其“近撰《亳州志》，更有进境”，主要体现在他于《亳州志》编纂时借鉴了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做法。他强调，“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凡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惟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认为“此例一复，则列传自可清其芜累”。章学诚的学术创新见解，在当时不仅未能获得学界认可，反而成为众矢之的，正如他给汪辉祖《史姓韵编》作序时，提出“史家急复班固《人表》之例，以清列传”的观点，结果“闻者多大笑之”；他在《湖北通志》的编纂中亦用此例，结果亦“为众射之的”。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学者不满班固强分古今人物为九品，且多以静态眼光看待《汉书·古今人表》，认为断代史中置以通史体例，尤其是名为《古今人表》，却不载汉代之人，颇为不伦。于是，千百年来，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一直成为史家诟病的对象。清代学者不察志书编纂的实情，遂讥章学诚在修志实践中借鉴《古今人表》，实受思维定式影响，这也同样表明了章学诚的诸多学术创新观点，不为时人所解，只能作为一种暗流在史致光等“吾党”人员之间加以流播。

尽管史致光写给章学诚的函札今不可见，无法全面复原两人的学术往来，但是从章学诚写给史致光及其他师友的书简中，依然可以体现师生二人深厚的情谊，以及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暗流涌动与向下传递。

02

史致光的政治人生

在章学诚的学林网络中，史致光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然则对于史致光其人其事，学界却缺乏相应的认知。今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史致光传》为基础，参以其他文献，勾勒史致光生平事迹，借以窥探其政治人生。

史致光（1752—1828），字渔村，一作余村，浙江山阴人，早年曾跟随章学诚学习，后由拔贡生选汤溪县教谕。乾隆五十二年，史致光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据文献记载，史致光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争葬坟山，几乎酿出人命，后经史氏祖母出资将此事和解。史致光赴京参加会试，梦见神仙托梦言：“尔祖父救活人命，阴德不轻，故列尔名于榜首，以示果报，汝若再能谨慎承家，则前程不可量矣，揭晓有名及胪唱果第一。” 这一记载，显系史致光在考中状元之后民间的附会之说。

史致光及第之后，仕途得志，扶摇直上，乾隆五十四年（1789），充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五十八年（1793），授云南大理府知府。嘉庆元年（1796），史致光调云南府；十年（1805），升盐法道；十九年（1814）五月擢按察使，六月调贵州按察使，十一月升布政使。嘉庆二十二年（1817），史致光由贵州布政使升任福建巡抚。这一时期，直隶天津水师为了充实自身力量，总兵许松年奏请调拨福建营兵中能充任舵缭斗椗和善泅者200人前往支援，同时要求营兵携带家属，以免思乡心切。史致光认为，许松年的提议劳民伤财，不宜施行。首先，他从地理区位与气候差异上分析说，福建水兵及其眷属“生长南方，不耐寒沍”，不适应天津冬天的严寒气候；其次，“兵眷多者每至十余名口”，因用一兵而责令全家俱徙，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让这些水兵的眷属弃其庐墓、亲戚，阖门远徙，未免瞻前顾后，各有隐衷。因此，他偕总督董教增、提督王得禄上奏建议：从天津本地招募善操舟者，由福建水兵训练三年，待天津所募兵丁习知操驾，即将福建水兵撤回；傥有愿留天津营者，则听其自然。此奏体现了史致光从实际问题出发，不盲从听信和对兵民的体恤，因此获得批准。

改革盐务弊端，一直是史致光关心的议题。嘉庆二十三年（1818），正值史致光执掌福建巡抚期间，他偕同闽浙总督董教增共同整顿盐务。他认为，福建省盐船向来由浦下、西河、石码三关验掣，但自前督臣汪志伊奏裁各关验掣大使、委以他官兼任之后，导致盐船抵关不能随时抽查核验，因为兼管各官均有地方之责，无暇顾及，于是他们委托胥差负责，由此造成夹带偷漏；加之私枭充斥，额引滞销，以致弊端丛生。在史致光看来，这一切均是“由各关无专员稽察所致”。于是，他奏请恢复旧设所缺验掣大使。针对盐场分布密集、画疆而理且“多设书役哨捕，徒滋烦费”的弊病，他请求合并临近盐场，并将一些盐场繁缺改为简缺。同时，史致光指斥前督臣汪志伊厘定盐务章程过于苛刻，致使官商各帮倍形竭蹶。推导其因，主要有二：一是“裁革团秤而又不加给耗盐，故亏折甚大”；二是“折合篷担而又饬收回代额，故赔累难堪”。史致光分析说，福建省配运盐斤本用团秤，团秤100斤折申砠秤130斤至五六十斤，申出的30斤至五六十斤，主要用于抵价折耗，这也是过去百余年中官民相安的奥秘。因为官办各帮课额重大，会从中酌拨若干分饬西路商人代为销售，而西商也很情愿代劳，缘由在于官帮课轻，西商课重，商代官办可从中获利，故而团称、代额两项措施是官商赖以调剂、共融的中介。但自汪志伊奏请“裁团秤”和“将西商代销官帮引额令各县收回自办”之后，官商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尤其是“以担引折成篷引，计百斤之盐仅折给四十一斤有零”，导致西商无利可图，裹足不前，不少商人因此破产，而官运各帮更是“积今五载，颗粒未销”，因而各官皆视盐缺为畏途。此外，闽盐运输分东、西、南三路，西北依山，东南滨海，沿途有海耗、河耗、仓耗等各种损耗，所运食盐经过多日抵达之后，未能及时销售，仍需仓储守候，因此损耗更大。史致光实地考察广西等70余埠实情后，建议参照其例，加贴盐耗、整顿西商匀代、免其折合篷担，如此方可使国课“可期无缺”，同时使官商皆从中获利。

嘉庆二十四年（1819），史致光调任云南巡抚。翌年，他鉴于云南安宁井“卤源涣散”的现状，偕同云贵总督伯麟奏言：将对安宁井的征课项“递年短少”，若不量为酌减，则“必致欠课”。在奏言中，他进一步强调，琅井煎盐征银16337两有余，核之琅井现在情形，仅可收回课银2000两，而石膏箐井频崴溢销，可拨补琅井6000两，此外尚有8300余两不能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力纳课的琅井应责成安宁等产量高的井予以煎办。史致光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云南巡抚之前，曾任职云南盐法道九年，掌管督察“场民之生计，商人之行息，适时平其盐价；管理水陆挽运，计其道里远近，稽察往来时间，定其盐价之贵贱”。这种政治经历，使他对于盐务运转及其利弊洞若观火，关注有加，其改革建议自然得以获批实施。史致光也因治理云南有功，而被嘉庆帝擢升为云贵总督。

道光元年（1821）正月，云南永北厅土司所属苗民与汉民因典地而发生冲突，后永北厅苗民又与云南接壤的四川大姚苗民共同起事，致使冲突愈演愈烈。道光帝命前督臣庆保、史致光与呢玛善等人联合镇压起事苗民，历时四月有余，方平息起义。为防止冲突再起，道光帝命史致光“驰赴永北，著悉心体察情形……酌定章程，务令汉民、苗人俱各心服，庶可杜绝争端，为一劳永逸之计”。史致光遵照道光帝的旨意，从化解民族矛盾与加强民族团结的角度，制定了善后事宜14条，其中一些条款，如汉民典卖苗田皆令过户、禁土司陋规荷派、裁革永北土司属下行捕冗役、禁客民扣留苗人牲畜、严禁师巫左道等，对于缓和永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维护区域稳定与安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同时，史致光又奏请免除嘉庆二十五年（1820）分派给永北、大姚2厅县额征条公耗羡银两，将武定、元谋等25厅州县额征条公耗羡银两免除十分之五，将昆明、呈贡等34厅州县额征条公耗羡银两免除十分之三。此外，他基于邓川州和鹤庆州孝廉村等64村因灾歉收的实情，复请豁除这些地区应征银米。对于史致光这些惠及民生的奏议，道光帝都一一“从之”。

为了提升云南省的治理效能，史致光于道光二年（1822）劾奏将“才不胜任及老迈庸劣”的官员“休致革职，改补有差”，其中涉及官员有云南丽江府知府温之诚、晋宁州知州彭习恒、陆凉州知州世永署、广西州直隶州知州周兼棨、永善县知县洪其照、太和县知县叶芳模等。经此改革，裁汰庸员，任用贤能，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与基层社会的治理水平。他任职云贵总督期间，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在获悉永善县金沙银厂自嘉庆十六年（1811）以来“厂衰课缩，炉户仅能完纳正课”而无力“捐解藩库”后，奏请“自道光元年为始，免征金沙厂归公银两”，道光帝允许了他的奏请。道光三年（1823）正月，史致光被调回京城，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官至从一品。半年后，他因病辞职，回归故里，卒于道光八年（1828）。

史致光在为政期间励精图治，两袖清风，其乡邦李慈铭认为“国朝先达，德行事功，多有可纪”，而史致光之“清节”尤为“显贵”。这是对其为官四十载克己奉公形象的真实写照。然则，为官之后的史致光，身为境累，疲于应酬，不复能力于学。章学诚时时为之忧心，也曾因此去信勉励，强调“学问之事”“不宜中辍”，“如云今困于世，姑且止之，俟他日偿其夙愿，则夙愿将有不可得偿者矣”。章学诚的另一位学术知己邵晋涵成名之后，同样“困于应酬”。章学诚在与其讨论治学时说：“仆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足下岂不可伏箧于经折传单之际！”并嘱邵晋涵将此言示于史致光，“策以及时勉学，无使白首无成，负其灵秀之钟，而与世俗之人归趣不相远也”。这些言论，都反映了章学诚对史致光的殷切期望。

03

章学诚的教育理念

史致光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始于他高中殿元，而作为其师的章学诚，也因此被坊间传为有“秘本拟策”，可供科举士子所资。此虽为讹传，但从章学诚教育弟子的言论中，也传达出他不同于流俗的教育理念及科举观。

章学诚久经科场，自谓“庚辰以后，七应乡试”，“屡困棘闱，晚登甲第”。早年的他，常常表现出对科举之业的热衷追求，这一方面源于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与章学诚生活穷困潦倒，想借科举出仕，以此改变生活境遇有关。乾隆三十年（1765），28岁的章学诚开始跟随朱筠问学，当涉及科举时文时，朱氏语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章学诚则答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 乾隆三十七年（1772），章学诚在写给朱春蒲的信中说道：“学诚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 在写给其他师友的书信中，也隐约可见其生活的窘迫，以至常年辗转各地书院讲学，“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随着章氏学识、阅历的增长，他的科举之路也由此改观。乾隆四十二年（1777）秋天，他第五次应乡试中举；翌年，在会试中名列二等第51名。章学诚虽考中进士，但“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仍以讲学书院为业。长期的科考经历，使章学诚积累了丰富的科考经验，他将这种经验贯彻于书院讲学与培养弟子的过程之中，收到了明效大验，其中史致光状元及第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章学诚遗留下来的文字中，能够反映他教育理念的文章不在少数。如乾隆四十二年，他主讲定州定武书院，撰有《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主讲肥乡清漳书院，先后撰有《清漳书院会课策问四书大义六道》《清漳书院会课策问》《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三篇》；乾隆五十年（1785），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撰写了《论课蒙学法》。在这其中，《清漳书院留别条训三十三篇》，“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较为全面地反映章氏在教育方面的各种主张，诸如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从章学诚讨论教育的文字中，可以觇视他将学术识见与科举对策相互融通的独特人才培养理念。

在章学诚看来，应对科举考试要有自己的学术识见。他强调，科举之文应兼采理法、气机与词采，三者缺一不可，而这三者恰恰对应着刘知几所谓的“才、学、识”三长，其中“气机本于才”，“词采本于学”，“理法本于识”。从“才”“学”“识”三者的递进关系来看，“学”可以养“才”而练“识”。科举士子只有心中有了真正的识解，才能因应科考策问的“千变万化”，从而做到“一以贯之”；如果心中“无真识”，只是刻意“仿摹形似”，最终“劳苦而鲜有成功”。那么，如何能够做到由“学”及“识”呢？章学诚认为“博学”是产生识见的必由之路，“守约”是检验识见的重要标准。所谓“博学”，即广泛阅览、诵习先辈成文，诸如名门大家房行窗稿、程墨试牍，少则三数千篇，多至万余篇，分析辨其派别，错综通其变化，犹如山必积高而后能兴云雨，水必积深而后能产蛟龙，所以一个人的识见来源于广博的阅读与日常的积累，此即章氏所谓：“积累不多，则神明变化不出，而数易尽也。”“博学”是路径与手段，最终的结果是要“守约”。所谓“守约”，即将自己通过广泛阅读而形成的识见，运用于揣摩科举之文，揣摩熟而变化生，使“一字一句皆从己心迎拒而去”，由此行成的举业文字，即便是一篇、一句，也“终身运用不穷”，起到“什一而可当千百之用”的效果。

章学诚指出，科举策问是考察士子学殖的方式之一，需要科举之士将学问之道融会贯通。反观当时“科举之士，学不素豫，则取坊刻策括，择与近事相关合者，记其名数，临场如款以对”。章学诚认为，“科举策问，本无一定”，而科举之士的对策却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只能回答出题者所问，而无法对出题者策问的深意作出解读，因而也就难以告往知来，一隅三反。故而，他告诫参与科举的士子一定要学有专长。他以自身科考策对经历为例，强调自己七应乡试以来的所有对策，皆与“平日口谈以及笔存著述相为呼吸发明”，因此可以说他将科场策论与个人学术主张相互融通，取得了科举考试的成功。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章学诚的学术观点并不被世俗所理解，这导致应考少年弟子向其问学者多，而信其学说者少。其间，唯有史致光与章学诚之族子章廷枫对其教育理念深信不疑。在当时，史致光与章廷枫向章学诚问学，世俗之人皆言听信章学诚的学说“即为不祥之兆”，“必将终身蹭蹬”。史、章二人虽然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但是在读书与应考上始终遵循着章学诚的指导，不为所动。在科场上，他们“廷对敷扬，往往有其绪论，又皆为大臣激赏奏名，或擢大魁，或不免于知县”。这也说明，在科举时代，章学诚打通应试教育与个人学术识见之间的壁垒，将二者融为一体的教育理念是行之有效的。

04

结语

章学诚一生矢志学问，孜孜不倦地对“道”进行探索、对史法义例和校雠心法进行研究，然其见解观点“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以至于他的学术主张和教育理念犹如一股暗流被时代之光所遮蔽。正是在这样苦闷的学术环境中，他意欲聚拢志同道合之士，构建自己的学派，将史致光视为“吾党”重要成员之一，并期冀自己的学问能够通过史致光等弟子彰显于后。他说：“每念古人开辟之境，虽不知殁身之后，历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当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门人为之左右前后而道始不孤。” 然则，史致光因牵于官守，不仅未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且也未能将章学诚的学问发扬光大。

从现有的文字来看，章学诚在友朋的书信中，屡屡提及史致光，并对其寄托厚望，但史致光在章学诚去世之后却很少提及业师的名讳，也未能将自己汇聚的章氏文稿出版成册。章学诚一生探讨义理，针砭时弊，生前不为人知；而史致光一生官运亨通，声名显赫，生前位极总督。人生路向的不同选择，也为他们逝后的影响埋下了伏笔。时至今日，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已从暗流转为主流并大放异彩，而史致光的政治人生却鲜为人知。两相比较，不啻云泥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