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玉：论唐五代的雕绘真容风气及其原因
我国古代为已故人物绘制真容的现象早已有之。据《三辅黄图》载：“《庙记》云：‘麒麟阁，萧何造。’《汉书》：‘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霍光等十一人于麒麟阁。’”另据《西京杂记》载，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来王嫱被选入匈奴和亲，元帝大怒，“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汉元帝诛杀的乃宫廷画工，不包括民间画工，竟然使京师画工稀少，可见这一时期绘画艺术还称不上繁荣，写真尚没有普及。东汉“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为帝王画像的情况亦有之，如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令太庙别画祖考”高祖、太祖、世祖之像。画成，废帝指着其父世祖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画工令齄之。”齄鼻，即酒糟鼻。可知此类画像均为写真，又称真容、写貌。对于帝王之像，则称御容、圣容等。从史籍记载看，隋唐之前绘画与雕塑真容的现象较少，自唐代以来，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帝王、将相、公卿无不热衷于此，甚至民间也流行这一风气。探讨唐五代时期雕绘真容风气的实际状况以及形成风气的原因、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是本文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绘塑帝王真容情况
从唐代始，为帝王绘塑真容的现象便多了起来，几乎每一个帝王都有塑像或画像，其中有些人既有塑像又有画像，与前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1.帝王塑像
唐之前已有帝王塑像存在，如南朝梁元帝萧绎，“刻檀为高祖像，置于百福殿，事之甚谨，动静必咨焉”。隋文帝尊崇佛教，曾在仁寿四年（604年）下令将自己的等身铜像颁行于全国佛寺。然而这种情况比较稀见。唐前期的皇帝多有塑像。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十月，中书奏曰：“汜水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像，在一堂之内。”因为时日已久，奏请“于东峰改造一殿，四而兼置宫监，伏望号为昭武庙，以昭圣祖武功之盛”。这里的二圣塑像当指唐高祖和唐太宗的塑像。武则天亦有塑像存世，据宋人所撰《元丰九域志》载：“皇泽寺，有唐武后真容殿。按武士彟为利州都督，生皇后于此。”没有说明此处的武则天真容是塑像还是画像。另据《蜀中广记》载：“今之临清门川主庙，即唐皇泽寺也。《九域志》云：利州都督武士镬生武后于此，因赐寺刻其真容。”既是刻真容，当然是雕像了。不过《九域志》原文并非如此，显然是《蜀中广记》的撰者曹学佺改写的，改写的依据便是至今所存的皇泽寺真容殿内的武则天像为石质雕像。武则天曾命令将自己的玉雕像送往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后因故安置于太原崇福寺供奉。狄仁杰从宰相位上被贬为彭泽县令，“公至邑，塑高宗圣像修真观，朔望朝拜”。
此外，见于记载的唐代帝王塑像还有玄宗像。天宝元年（742年），于长安、洛阳各建玄元皇帝庙。“庙初成，命工人于太白山砥石为玄元皇帝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衮冕之服”。另据宋敏求《长安志》载：太清宫，“玄宗、肃宗、德宗侍立于（玄元皇帝像）左右，皆朱衣朝服”。此处与前者记载不同，前者玄宗衣衮冕之服，后者则是朱衣朝服，又增加了肃宗、德宗两位皇帝之像，据此判断应是唐德宗时所为。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十月，“中书门下奏：东都新置太微宫初成，玄元皇帝玉圣容，玄宗、肃宗玉真容，今已就位”。唐代帝王塑像有铜质、石质与玉质三类。河东神山县有庆唐观，其中亦供奉有唐代帝王，所谓“祠于神山庆唐观圣祖元[玄]元皇帝，礼成，谒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元宗六圣之真庙”。专门为六帝立庙，故庙中之像当为塑像，时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三月。唐代皇帝像与老子像共为一处的情况还有不少，如华清宫有七圣堂，“当堂塑元元皇帝，以太宗、高、中、睿、玄、肃及窦太后，两而行列侍立，具冠剑衮冕，洒扫甚严”。
唐代帝王塑像以玄宗为最多，除了以上所述外，另据记载：“玄宗皇帝御容，夹纻作，本在盩厔修真观中……御容唯衣绛纱衣幅巾而己。”此为夹纻像。天宝八载（749年）十二月，“启圣宫琢玉造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真容及帝真容”。文中的圣祖指老子，所谓“帝真容”指玄宗玉质真容像，启圣宫则是天柱山老君庙的改称。天宝十载（751年）八月，“蕲春郡之天长观圣容玉石莲华座上生紫芝，一本七茎”。玄宗像之座既为玉石，其像亦当由玉石雕制。会昌二年（842年），戎州大水，冲毁房舍甚多，“唯开元寺玄宗真容，去旧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一无有者”。水冲而不毁，可见其为铜质或石质像。其实天下诸州皆有玄宗塑像，这一点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所谓“天宝中，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安史之乱期间，凡叛军占据之地多有毁之。叛乱未及之地也有不少保留了下来，如利州的浮云观、天庆观均有玄宗铜像。
五代时期的帝王亦有塑像。据载：“蜀先主祠，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挟即武侯祠，东挟即后主刘禅祠。蒋公堂帅蜀，以禅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后主王衍铜像，程公堂权帅，毁以铸钟。蜀语曰：‘任是两王，难当二堂。’”文中所说蜀先主当指刘备，后主即刘禅。其像何时所铸，不得而知，当为后世蜀人所铸。至于前蜀后主王衍铜像应为五代时期所铸，与刘禅像一并毁于宋代。前蜀先主王建亦有塑像，在其永陵中发现有一座石质坐像，尽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此像应是其子王衍之像，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应是王建像。不过王建之像并不仅见于其陵墓中，早在唐末光化中，“昭宗敕许王蜀先主置生祠”。其祠中之像为画像还是塑像，没有明确记载，联系到其子王衍有塑像存在的情况，王建祠中之像很可能也是塑像。此外，还发现这一时期的一些墓葬中有墓主塑像，主要有王建妃嫔像、后蜀宋王赵廷隐像、高丽太祖青铜像等。研究者主要从丧葬风气的角度考察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了死者企图永久保有一个有形之躯的愿望”。
民间亦有雕塑真容的情况存在，如唐“冀州人燕遗倩，既孤，于堂中刻木为父母形象，施帷帐衣服如存，朝夕奠祭，乡闾甚敬异之”。
2.帝王画像
前代亦有帝王画像，如前所述的刘宋前废帝令人“别画”高祖、太祖、世祖像于太庙。见之于记载的唐代帝王画像数量极多。唐人韦述曾称赞肃宗说：“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颖发，仪表非常，雅类圣祖，此社稷之福也。”这是肃宗为忠王时韦述说的话，说明当时有太宗画像存世。据《唐朝名画录》载，太宗的画像为阎立本所绘，被供奉于宫中。开元八年（720年），城门郎独孤晏奏曰：“伏见圣上于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圣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谒。”武则天除了有塑像存世外，也有画像见于记载。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利州武后画像，其长七尺。”此为陆游亲眼所见。《宣和画谱》卷二载：“杨庭光，与吴道玄同时……写武后真一。”同书卷六《周昉》条亦载其“写武后真一”。又，明人沈德符曾曰“见则天后画像”，可见直到明代仍有武则天画像存世，只是不知此像为谁所绘。武则天与唐高宗为夫妇，其真容亦有共处一处的情况。据载，利州有天后梳洗楼，在“州城西北渡江二里告成寺外，有唐高宗、则天真容，倚岩为楼”。
玄宗亦有画像，安史叛军围攻张巡于雍丘，为激励士气，张巡于“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此处画像显为玄宗画像。唐代著名画家吴道玄、陈闳、韦无忝等人曾同绘玄宗“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开元中，明皇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容，妙绝当时。又尝于太清宫写肃宗，不惟龙颜凤姿，日角月宇之状逼真”。可知陈闳为玄宗、肃宗皆绘制过真容。杨升，“开元中为史馆画真，有《明皇》与《肃宗》像，深得王者气度”。玄宗为临淄王时，曾在潞州任职，故这里直到宋代仍有其画像存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内出皇帝写真图，自光顺门送太清宫”。这里指的是肃宗画像。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仓皇入蜀，在成都亦留下其画像，所谓“王先主既下蜀城，谒僖宗御容”即为明证。王先主指前蜀皇帝王建，曾为唐朝禁军将领，故攻下成都后拜谒僖宗真容。
见于记载的唐朝诸帝塑像与画像并不仅限于以上所述，实际上所有唐代帝王均有画像存在，并分布在全国各地。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五月，“徙忻州之七圣容于太原府之紫极宫”。七圣容即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等七帝真容。毫州真源县为老子故乡，其太清宫有“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圣御容列侍于老君左右”。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专擅朝政，“令孜自以建议幸蜀，收传国宝、列圣真容，散家财稿军为己功，令宰相藩镇共请加赏，上以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所谓“列圣真容”就是指僖宗之前的唐朝诸帝画像，因此成都是有唐朝诸帝真容的。后至前蜀时命画家宋艺“模写大唐二十一帝圣容”，当是据此次幸蜀时带入成都的唐诸帝画像临摹而成。《益州名画录》卷中还载，前蜀另一画家杜齯龟也绘过唐代21帝御容于成都上清宫四壁。前蜀之所以如此眷顾唐朝，是因为“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之故。五代后唐以唐朝后裔自居，庄宗即帝位不久，同光元年（923年）十一月，“宿州朱保諲进本朝十二列圣写真及玄宗《封泰山图》”。所谓“本朝”即指唐朝。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八月敕：“诸处凡有列圣真容处并令修饰。”指的就是对唐朝诸帝画像或塑像的修饰，可见其分布之广。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外来宗教场所，亦有唐代皇帝像的存在。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匹，奉庆睿图”。此处的“五圣”指唐代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和睿宗。众所周知，景教是不搞偶像崇拜的，在大秦寺内安置唐朝皇帝画像，显然是来华的景教徒屈服于唐朝压力的结果。
五代诸帝亦各有画像存在，以各朝建立先后为序而述之。关于梁太祖朱温的真容，宋代画家王霭曾在汁梁定力院见到过。关于梁太祖画像还有一些记载，其被朱友珪弑后，其第三子均王朱友贞召集诸将曰：“‘先皇帝经营王业三十余年，今日尚为友珪所杀，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画像，示诸将而泣曰：‘汝能趋洛阳擒逆贼，则转祸为福矣。”，友贞即梁末帝。再如梁太祖被弑后，河阳节度使寇“彦卿出太祖画像，事之如生”。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死后，被其子庄宗追尊为太祖武皇帝，其画像亦见于记载。由于李克用一眼眇，人称“独眼龙”，使画工颇难处理，因此多有被处罚者。后有“画工既为捻箭之状，微瞑一目，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予甚厚”。唐明宗亦有真容存在。契丹灭晋后，其主“（耶律）德光见明宗画像，焚香再拜”。此外，洛阳立德坊的广福院内亦有唐明宗的画像。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真容像亦在此院内，当时人称此院为公主院。后汉高祖刘知远画像亦见于记载，其臣阎晋卿“夜悬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祷于前”。洛阳履顺坊天庆尼院内有“周太祖、世宗二画像，俗号太后院”。
十国中也有一些帝王画像见于记载，据《益州名画录》卷中《阮知诲》条载：“王氏乾德年，写少主真于大圣慈寺三学院经楼下。孟氏明年，写先主真于三学院真堂内。”文中所说“少主”，即前蜀后主王衍；所说“先主”，指后蜀高祖孟知祥。前蜀高祖王建除了前述塑像外，也有画像，史载，“顺圣太后又题谒丈人观先帝圣容”。顺圣太后即前蜀后主王衍母，故这里所说的先帝只能是王建。另据记载，阮知晦“事王蜀为翰林待诏。写王先主真为首出”。可见王建真容在成都并非一处。关于后蜀后主孟昶画像，宋军灭蜀后，俘其花蕊夫人献入宫中，“艺祖一日临之，见壁上画像，不知是昶，问何神也？夫人乃谬言此张仙耳，妇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张仙祠云”。割据福建的闽王王审知亦有画像，其陵墓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被盗，“圹制广如屋，前祀王像，凡列五供”。此案破获后，被盗物品部分发还王氏后人。关于其画像，据载：“按谱追物，物毕出。堂上悬王画像，方而大耳，巨目弓鼻，紫而修髯，俨然可畏。”学者们据此认为王审知曾有画像存在。然其卒于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后唐长兴三年（932年）迁葬今地，距宣德四年已500年，纸质或绢质画像悬挂墓中，而非密封藏之，能否保留如此长的时间值得怀疑。“前祀王像”一句，会不会指其塑像，后而所描写的才是指其画像，两像均藏于墓中。这只是笔者的一种推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高太冲，“尝写李中主真，得其神思”。李中主即指南唐中主李璟。此外，南唐后主李煜也有画像，宋代的《宣和画谱》中就有著录。
绘制将相公卿真容情况
受两汉时期麒麟阁与云台阁绘制功臣画像的影响，唐初就设置了凌烟阁，由大画家阎立本为功臣24人画像。此后诸帝继有增补，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七月，重新确定功臣37人，除原有旧图外，令诸州寻访其子孙，“图写真形进送”。可知这种画像并非随意创作，而是强调真容。直到唐朝迁都洛阳、即将灭亡之际，中书门下还于天裕元年（904年）七月奏曰：“‘西都旧有凌烟阁，尽图国初功臣。今迁都东京，乞委营造一阁，图写梁王全忠。’敕旨令于皇城内择地营造，仍赐名天祐旌功之阁。”据载，阎立本在绘制凌烟阁功臣画像外，还奉命绘制了《十八学士写真图》，并由褚亮撰写了像赞。唐朝的凌烟阁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曾下令在洛阳重新兴建凌烟阁并绘制功臣像，但因其很快被推翻而搁置。
此期绘制画像己经蔚为风气，不仅有朝廷行为，也有不少自发的行为。就前者而言，除了以上规模较大的行动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写真活动。如阎立本绘有窦建德、李思摩、魏徵进谏图等，陈闳绘有李思摩真一幅，王维曾为孟浩然写真。另据《益州名画录》记载：“蜀自炎汉至于巨唐，将相理蜀，皆有遗爱。民怀其德，多写真容。年代既远，颓损皆尽。唯唐杜相国及圣朝吕侍郎二十二处见存。”即杜鸿渐、崔宁、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杨嗣复、李固言、崔郸、杜悰、白敏中、魏谟、夏侯孜、吴行鲁、高骈、牛丛、萧邺、陈敬瑄、韦昭度、王建、吕余庆等，并一一注明其所在之处，其中除了吕余庆为宋人，其余皆为唐人。该书卷下还载：“《成都记》云：‘府衙西北，前益州五长史真，李太尉（德裕）文记。’今无画踪，唯文字相传尔。”这些都是相继绘成的，并非一时为之，可见蜀人画写真确己成风。再如王起，因博学而深得唐文宗赏识，“诏画像便殿，号‘当世仲尼’”。唐昭宗为了拉拢韩建，“自为建画像”。王建初下成都，“谒僖宗御容，于时绘壁，百僚咸在，惟不见田令孜、陈太师。因问何不写貎彼二人？左右对以近方涂灭。先主曰：‘不然，吾与陈、田本无仇恨，图霸之道，披[彼]此血刃，岂与丹青为参商乎！’遽命工重写之。待诏常生曰：‘不必援毫。’乃挼皂荚水洗壁，而风姿宛然。先主嘉赏之，赐以金帛也”。这是唐僖宗幸蜀时的作品，当是奉僖宗之命所为。王建为宦官田令孜假子，陈太师指陈敬瑄，令孜同母弟，王建就是从他们手中夺取成都，建立了前蜀基业。宋艺在前蜀时曾奉命绘“当时供奉道士叶法善、禅僧一行、沙门海会、内侍高力士于大圣慈寺玄宗御容院上壁”。高道兴奉命为王建陵庙壁绘公王、宫寝嫔御、人马100余堵。阮知诲曾奉命绘“福庆公主真、玉清公主真于内庭”，由于其善为妇女写真，故史载“知诲两朝多写皇姑帝戚”。所谓“两朝”即指前、后蜀。黄荃也“写伪后袁氏真张于别殿”。袁氏当指后蜀后主孟昶之后。著名诗人陆游也说：“成都有孟蜀时后妃祠堂，亦极修伟，绝与今人不类。”祠堂内必有画像。翰林待诏王霭也曾奉命潜往江南，“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等形状”，这三人均为南唐之臣。
这一时期的臣僚真容多为画像，塑像亦有之。据载，唐玄宗在长安兴建太清宫时，除了雕塑天子之像，还于“天宝五载，诏刻石为李林甫、陈希烈像，列侍于圣容之侧。林甫犯事，又刻杨国忠之形，而磨尘林甫之石。及希烈、国忠败，又尽毁之。八载，立文宣王像，与四真人列侍左右”。此外，在宣化契丹墓中发现了两躯真容木雕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认为是西天荼毗礼葬俗的反映。
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人热衷于画像，如郭子仪婿赵纵就先后请大画家韩干和周昉为自己画像，郭子仪评价说：“‘两画皆似，后画尤佳。’又云：‘何以言之？’云：‘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曰：‘后画者何人？’乃云：‘长史周昉。’是日遂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段与之。”当时的著名人物大都有画像存世。据沈括记载：“狄青为枢密使，有狄梁公之后，持梁公画像及告身十余通诣青献之。”说明狄仁杰画像直到宋代仍然存世。姚崇（元崇）为宰相，“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惟以忠孝为意。四方之民，皆画元崇之真，神事之，求之有福”。冯道在唐末任河东巡官，记室参军卢质说：“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杜黄裳为唐宪宗时著名宰相。幽州节度使朱滔遣使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宝臣谓滔使者曰：‘闻朱公仪貌如神，愿得画像观之。’滔与之”。可知朱滔亦有画像存世。西川节度使韦皋镇蜀21年，“服南诏，摧吐蕃”，三年一蠲百姓赋税，蜀人画其像，“家家祀之”。常重胤在唐僖宗时任翰林供奉，曾为当时名臣写真，“得其神彩”。《梦溪笔谈》记载了一事，南唐韩熙载死后谥曰文靖，时人称韩文公，而唐人韩愈亦被尊称为韩文公，宋“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辩”。即将韩熙载像误为韩愈了。此外，杨贵妃亦有画像流传，韩偓诗云：“白玉堂东遥见后，令人评泊画杨妃。”甚至宦官亦有画像存世，梁相薛贻矩在唐昭宗时，曾为大宦官“韩全诲等作画像赞”，说明韩全诲亦有画像。此外，在墓葬中也发现有墓主画像，如高力士兄高元珪墓的壁画中有坐在椅子上的墓主画像，史思明天顺元年（759年）的何府君墓中，也有墓主坐于高背椅上的画像。此外，唐代的著名诗人大都有写真流传，如杜甫、白居易、司空图、钱起、李端等均是如此。
五代时期这一风气愈演愈烈，前而已提到过韩建、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等人的画像，其中关于林仁肇画像还有一个故事。南唐李后主即位后，命其镇守武昌，控制长江上游，宋太祖欲取江南，惧林仁肇之威名，遂命人往武昌，“窃取仁肇全身真容，挂于便殿”。适逢南唐遣齐王李景达出使汴梁，于是太祖“召齐王视之曰：‘卿识此人不？’对曰：‘臣不识，然有类臣江南林仁肇。’上曰：‘正是耳。近有表并进此像，言相次归朝，朕将遣使迎之。’齐王不省其谋，亟使人间行归白其事。由是君臣猜惑，仁肇不明而卒”。一说是宋太祖派翰林待诏王霭潜往江南，偷绘了林仁肇等人的真容。画家张玟曾为东川节度使董璋画过真容，此外他还有《自汉至唐治蜀君臣像》三卷存世。据陆游说，其父曾在寿春见过南唐大将刘仁赡像，在潞州见过后唐将领裴约像。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画像当属后梁大将王彦章像，大文豪欧阳修为其撰写过“画像记”，并将其事迹写入《新五代史》，大加褒奖，对后世影响极大。欧阳修于康定元年（1040年）任节度判官，来到滑州，从王彦章后裔手中获得了其《家传》。两年后又得以任滑州通判，“过俗所谓铁枪寺者，又得公画像而拜焉。岁久磨灭，隐隐可见，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惧失其真也”。陆游《家世旧闻》卷下亦载，其父陆宰“尝谒王彦章画像于滑州铁枪寺”，这己是北宋末年之事了。另据记载：“五代后蜀后主尝临轩谓侍臣曰：‘汉高帝以三杰定海内，朕今得赵季良、赵廷隐、张业、李昊、张虔刘、孙汉韶，是六杰也。虞舜举八元而天下治，朕有王处回、毋昭裔、张公铎、范仁恕，是四元也。宜令御容院图形，宣付史馆。”，据此可见，交付史馆存档的不仅有文字资料，亦有人物画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他社会阶层绘制真容情况
随着绘制真容风气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卷入进来。其中道士、僧侣最为踊跃。在唐代之前，虽有僧侣画像存在，但最多的还是绘制诸佛、菩萨、罗汉之像，当世僧道画像还不多见。至唐五代时期，当世释道人物画像遂广泛流行起来。试举数例。释道鉴，驻锡于齐州灵岩寺，神异不可测，临圆寂时，“急命画工图写真貌”。后“曾有梵僧来礼画像，云：‘智积菩萨何缘在此！’叹磋弥久，而自此号智积应身也”。《宋高僧传》中类似记载甚多，如卷十八《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载，僧伽，不知为何国人，入华弘扬佛法，唐代宗闻其名，命中使舍绢三百匹、杂彩千段、皇太子衣一袭以及金澡罐等物，“令写貌入内供养”；卷十九《唐扬州孝感寺广陵大师传》载，其“螟目如入禅定，己长往矣。自此广陵人写貌供养，号之为大师焉”；卷十二《唐长沙石霜山庆诸传》载，庆诸卒于光化四年（901年）九月二十八日，“霅溪戚长史写貌，武肃王为真赞”；卷十三《周庐山佛手岩行因传》载，行因年七十而化，南唐“元宗命画工写真”；卷二十二《周杭州湖光院师简传》载，师简卒后，院僧“因写貌供养”。蜀中此类风气更盛，据《益州名画录》卷中《李升》条载：“时称悟达国师真堂四绝：常粲写真，僧道盈书额，李商隐赞，李升画山水。”同卷《李文才》条载，“三学院经楼下《西天三藏真》、《定惠国师真》，华严阁迎廊下《奉圣国师真》，应天寺《无智禅师真》，并文才笔”。同卷《杜齯龟》条载，“大圣慈寺华严阁东廊下《裕圣国师光业真》，并齯龟笔”。卷下《宋艺》载其绘禅僧一行、沙门海会真容。常重胤随唐僖宗入蜀，未返回长安，在蜀中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大圣慈寺兴善院泗州和尚真”。南唐画家周文矩有《法眼禅师像》。还有的僧人圆寂后，在其墓塔上“图写真仪，刊石纪德”。显然是将其真容刻于塔石之上。
画圣吴道玄也被人绘了真容，据载：“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遂潜写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生观之。一见便惊谓庭光曰：‘老夫衰丑，何用图之？’因斯叹服。”这一条记载非常重要，使后人得以知悉吴道玄的真容情况。画家有写真的并非吴道玄一人，据载五代时期的大画家黄荃亦有写真，由其子黄居寀所绘，“为当时所重”。不过这时己经入宋了，就不多说了。
在唐代有不少高道画像存世。如周息元自言己数百岁，被唐武宗召入京师，“自言识张果、叶静能，诏写真待诏李士昉问其形状，图之以进”。张果与叶静能皆是唐代著名道士。《后山谈丛》卷四载：“世传吕先生像，张目奋须，捉腕而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后主使工访别本而图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过之，自言得吕翁真本，约工图其像而后授之。”这里的吕先生，即唐代著名道士吕洞宾，道号纯阳子，为道教全真派的祖师。既然有人献其真容，说明自唐至五代其画像一直在流传。《益州名画录》卷下《宋艺》条，载其绘有玄宗时的供奉道士叶法善真容。同书卷中《杜齯龟》条载其绘有“严君平观杜天师光庭真”。杜光庭在唐懿宗时考进士落第，后在天台山入道，前蜀王建赐号传真天师。其对道教教义、斋醮科范、修道方术等多有研究和整理，对后世道教影响很大，为五代时著名道士。道士张素卿者，“唯画道门尊像”，一生所绘道教题材的作品甚多，详见《益州名画录》卷上《张素卿》条。
由于绘制真容风气的浸染，这一时期许多人都热衷于此，即使民间亦是如此。如唐人南楚材久游不归，“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于是对着镜子绘下本人真容，寄给丈夫，并附上《写真寄夫》诗，夫妻终得团聚。再如陈守礼，“尝画太妣真容，出入朝拜，每事必闻”。唐人章全益大孝，卒后，“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黄损入仕南汉，“未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还有许多人热衷于写真，如长孙夫人“裂素图真，烟露巉岩于画笔”。“杨嵩珪，陈留封丘人。母亡，负土成坟，于所居别立灵几，画父母形貌，享祀十有余岁”。《宣和画谱》中著录了不少民间人物题材的作品，如《写李季兰真》《写真士女图》等。有唐一代，建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成风，有的信徒在其死后，于其坟茔地内亦起经幢，如清河张荣恩就是如此，“于阔内东南隅建立尊胜陀罗尼幢壹所，真容具备，相好岩然”。说明在经幢上还刻有其真容。甚至有为歌妓写真者，如唐人李涉的《寄荆娘写真》诗云：“召得丹青绝世工，写真与身真相同。”由于社会上普遍存在为其父祖绘制真容的现象，以至于发生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司法案件。史载：“杜镐侍郎兄仕江南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近亲所讼者，疑其法未能决，形于颜色。镐尚幼，问知其故，辄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即建议将人子毁父画像的案件比照僧道损毁神仙、佛像例处理，这是绘制真容风气形成后出现的新问题。
此外，在社会上还出现了专以写真为生的画工，《茅亭客话》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人。此人叫周元裕，成都人，专“攻写貌”，但是所绘之像“富室则不类，贫家则酷似”，以致“母老供给不迨”。后来提高了技艺，“求请真容者，日盈其门，自此所获供侍周赡”。可见写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而貌“相类”。前述郭子仪评价韩干、周昉为其婿赵纵所绘真容时，认为两人都做到了相类，但周画兼具神气、情性、笑言之姿，即不仅要做到形似而且还要神似，这就需要高超的技艺了。据载：前蜀通王王宗裕“性多猜忌，或于媵嬖，意欲写貌，恶人久见”。遂对画家常重胤说：“颇不熟视审观可乎？”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王宗裕唤出此女，略观后即退出。“翌日想貌，姿容短长，无遗毫发，其敏妙皆此类也”。常重胤可谓写真高手。
雕绘真容之目的与原因
随着唐五代时期绘制真容风气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一大批长于写真的画家，而这一群体的壮大，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弥漫与扩展。
唐代长于写真的画家，除了阎立本、吴道玄、韩干、周昉、李士昉等一批人外，还有一些人亦见于记载。如陈闳，会稽人，“善写真及画人物子女”，玄宗时任翰林供奉，“每令写御容，冠绝当代”。此外，还有“李仲昌、李仿、孟仲晖，皆以写真最得其妙”。五代时期的写真画家，据《图绘宝鉴》一书记载，主要有：“郑唐卿，工画人物，兼长写貌”；“李文才，华阳人。工画人物屋木山水，善写真，时辈罕及，周昉之亚也”；“宋艺，蜀郡人。工写貌”；“阮知诲，成都人。工画贵戚子女，兼长写貌”；“杜敬安，龟之子……妙于佛像，尤能傅彩”；“张玟，成都人……工画人物士女，兼长写貌”。此外，张超、徐德昌等人也都是蜀中写真高手，故宋人评论说：“巴蜀三纪以来，艺能之士精于书画者众矣。”江南亦是人才荟萃之地，精于山水花鸟画者颇多，其中亦有精于写真者。如高太冲，长于写貌，南唐中主保大五年（947年），大雪，中主召群臣聚宴赋诗，集当时图画名手绘制君臣同乐盛景，其中“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矩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图成，无非绝笔”。据《图画见闻志》卷三《纪艺中》载，江南善于写真者主要有：王齐翰，工画佛道人物；周文矩，善人物车马，“大约体近周昉，而更增纤丽”；顾德谦，“工画人物，风神清劲，举无与比”；“郝处，江南人，工画佛道鬼神，兼长写貌”；“厉昭庆，建康丰城人，工画人物”。中原地区亦有善于写真者，如“王霭，京师人……留心图画，尤长于写真”。在后梁时任翰林待诏，曾给梁太祖、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以及宋太祖父赵弘殷写过真。总之，此类人物颇多，恕不一一列举。
随着绘制真容之风的流行，还流行皇帝给臣下赐写真的做法，《全唐文》中就收有多篇与此有关的或者称为写真赞的文章。如卷二九一《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公画像赞并序》《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卷三二四《为曹将军谢写真表》，卷三二五《皇甫岳写真赞》《裴右丞写真赞》，卷三三九《李侍御写真赞并序》，卷三五○《李居士像赞》《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当涂李宰君画赞》《宣城吴录事画赞》《江宁杨利物画赞》《志公画赞》，卷四二四《谢恩写真表》等，有数十篇之多。涉及的人物上有高官，下至处士，可见风气之盛。还有虽非名臣，但治绩突出，亦能获得这种荣誉。如鲍防，任河东节度使时，“人乐其治，诏图形别殿”。陆坚，从玄宗东封泰山，“帝待之甚厚，图形禁中，亲制赞”。道士张果亦获得“图形集贤院”的待遇。
此期还创立了与之相关的制度。《历代名画记》载：“开元十一年敕令写貎丽正殿诸学士，欲画像书赞于含象亭。”据此可知，在唐代有专门为皇帝近臣或者勋臣写真的机制，也就有了专门负责写真的官员，除了前期秘书省、集贤院、史馆、开元馆的画直官外，唐后期则改称为写真官、画真官。如后唐应顺元年闰正月，集贤院奏：“其凌烟阁，都长安时在西内三清殿侧……自西京版荡四十余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沦丧，集贤院所属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都洛后废职。”可知唐代的集贤院置有专职的写真官与画真官。由于唐末动荡，“院内先有写真官沈居隐、画真官王武琼二人，相次沦亡，无人应用，诏集贤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员”。写真官与画真官均为绘制真容的官职，所不同者很可能是品秩方而稍有差异。一般来说，负责绘画的供奉官多隶属于翰林院，如陈闳、韩干最初均为翰林供奉。五代各国仍将其隶属于翰林院，南唐称为翰林待诏、画院祇候，前后蜀则称翰林祇候，也有称翰林待诏的，甚至还称写貌待诏的，如张玟之父“授蜀翰林写貌待诏”，宋艺、常重胤也称写貌待诏，而张玟本人则为翰林待诏。中原王朝或称翰林待诏，或称图画院祇候。吴越未有翰林院或画院之置，其将善于写真的画工称为“莺手校尉”，应是一种别称。
这一时期热衷于绘制真容的目的，或者说用途，主要体现在如下方而。
其一，追思与纪念。唐代之前的画像大都为了这一目的，如三国魏将曹休，其“祖父尝为吴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见壁上祖父画像，下榻拜涕泣”。再如晋陶侃为荆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庆”，卒后，“故吏刊立石碑画像于武昌西”。至唐五代时期这些仍然是绘制真容的目的之一，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民间皆如此。前而所述的唐代帝王画像置于宫中别殿，所谓“每日侵早，具服朝谒”，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唐朝宣徽院的职能之一，就是“郊御殿、朝谒圣容”。我国历代太庙祭祀多供奉神主，虽然刘宋时有以图像供奉于太庙的记载，但不多见。唐代太庙祭祀均供奉诸帝神主，尚未见供奉真容的情况，从前述情况看，唐五代时期的帝王真容无论是雕像还是画像，均供奉于宫中别殿和寺观之中。唐后期出现了昭武庙，专奉诸帝真容，至宋代改称神御殿，在太庙系统之外，“开创了一条纪念先朝帝后的新途径”。供奉于宫中者显然是出于追思与纪念的目的。后梁大将寇彦卿在梁太祖死后，“出太祖画像，事之如生”。前述蜀人张玟所绘的自汉至唐治蜀君臣像、成都所绘的治蜀名臣二十二人像与前益州五长史写真，还有花蕊夫人挂孟昶像于宋宫之中，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民间图绘父祖真容，也大都如此。因为在唐代，地方官僚均置有家庙，普通百姓如果同宗人口较多时则建有宗祠，皆供有历代祖先神主，至于画像多供于家中，如前述陈守礼，画其太姚真，早晚朝拜，有事必咨之。故唐五代时期绘制祖先真容并非全是为了祭祀之目的。还有一种情况，即以留念为绘画之目的，如前述郭子仪婿赵纵请韩干、周昉绘真容，张玟为东川节度使董璋写真，前蜀王宗裕请常重胤为其妾写貌等事，均属于此类情况。凡是在生前请人绘其真容者，除了特殊情况外，大都可以归入此类，因为无故祭祀活着的人在古代是非常忌讳的。
其二，表彰功臣。这种情况主要是政府行为，唐之前的麒麟阁十一功臣像、云台二十八功臣像以及唐代凌烟阁功臣像等，均是如此。《图画见闻志》说汁梁定力院有宋太祖、梁太祖真容，并注曰：“太祖御容，潜龙日写，后改装中央服矣。”是指宋太祖在后周为将时，因清流关之战有功而绘其真容，也是出于表彰之目的而绘制的，在其称帝后才改绘成帝王服饰。此外，唐僖宗幸蜀期间，曾将随驾文武臣僚像绘于成都大圣慈寺壁。这幅规模颇大的画像，以僖宗为中心，在其像前绘有随驾文官群体，具体人物有中书令兼成都尹陈敬瑄、中书令王铎、侍中韦昭度、检校司徒郑畋、检校司徒郑延休、翰林学士承旨乐朋龟、翰林学士杜让能、翰林学士崔凝、中书舍人沈仁伟、尚书左仆射裴璩、礼部尚书牛丛、左散骑常侍杨堪、右散骑常侍柳涉、右散骑郑琐、左谏议大夫李绍鳅、右谏议大夫萧说、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卢泽、给事中李辉、给事中宋旦、中书舍人郑欣、知制浩苏循、判户部张祎、吏部侍郎张读、刑部侍郎李燠、知贡举归仁泽、判度支秦韬玉等；僖宗御容之后绘有宦官与武官群体，具体人物有左神策中尉田令孜、右神策中尉西门思恭、内飞龙使杨复恭、枢密使田匡礼、枢密使李顺融、宣徽南院使刘景宣、宣徽北院使田献铢、左卫大将军石守悰、左金吾大将军刘巨容、行在诸军马步都虞候赵及以及诸司使、副使等。前后人物共计一百余员。从这种布局看，显然属于表彰性质，即对其护驾赴难行为的褒奖。关于这一问题，宋人议论曰：“良臣之于君也，有股肱之喻，有心腹之寄，故存则倚任，没而追思，此哲王之所同也。”如何体现这些方而呢？就要“申命文学，颂其画像，亲枉舆驾，临其馆舍，或裒述其懿范，或存记其谠言”。可见“颂其画像”是表彰的方式之一。
其三，供奉与祭祀。在唐代宫廷中，往往在别殿供奉历朝皇帝画像。僖宗幸蜀时，田令孜之所以能够把“列圣真容”悉数携带入蜀，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在宫中供奉。在佛寺道观中供奉帝王画像，则是出于祭祀之目的，关于这个问题下而将详论。还有一点需要指出，为一些英雄人物或良吏建立祠庙、塑像或画像供奉，凡已故者都是为了表达追思，而在供奉形式上则属于祭祀一类，如前而提到的寿春刘仁赡庙、滑州王彦章庙（铁枪寺）、潞州裴约庙等，均属此类；凡生祠供奉的画像体现的则是人们的感恩怀念，但在形式上仍然是祭祀。以狄仁杰为例，有一则故事说：“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醊。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尽管并非实录，但也说明生祠是以酒肴果品进行祭祀的。
其四，其他用途。绘制真容还有一些特殊的目的，比如招揽人才之用，史载：“钱镠镇吴越，尊贤渴士，使名画工二三十人在沿江，号‘鸾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或有福禄者用之。”再如前述的宋太祖派人潜往南唐，偷绘大将林仁肇真容，以行反间之计；南唐李后主派顾闳中潜入韩熙载家，绘制了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图中人物皆为写真。以上皆可归于这一类别中。
唐五代时期之所以广泛流行绘制真容的风气，除以上目的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与这一时期广泛存在的崇佛尊道之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唐一代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就在这一时期。佛教是提倡偶像崇拜的，我国古代赴天竺取经的高僧，或天竺、西域东来的高僧，往往都带有大量的经像，对我国影响很大，不仅在丝绸之路沿线开凿了许多佛教洞窟，在全国各地也兴建了大量的寺庙伽蓝，雕塑或绘制菩萨佛像，使佛教文化的影响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受此风气影响，在唐代，凡是具有一定条件的人，莫不把自己的画像安置于佛寺之中，或者直接绘制在寺壁之上，包括皇帝亦是如此。天宝中，“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拟佛之制”。“拟佛”一语将唐代这种风气受佛教的影响表露得十分清楚。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又令诸州开元寺安置诸帝真容。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曰：“臣等商量，上州己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国忌日行香。列圣真容，便移入合留寺中。”可见即使在抑佛活动的高潮中，仍然在各上州留寺一所，以便国忌日行香和安置诸帝真容，说明在唐代这种做法由来己久。如果要移动皇帝真容，则要奏报朝廷，如元和十五年（820年）七月，“款州奏：‘当州有玄宗皇帝真容在开元寺，去城十里，今请移于郭内龙兴寺，仍交换寺额。’制可之”。即把龙兴与开元的寺额进行交换，可见各地的开元寺的确是唐代供奉皇帝真容的场所。
五代时期也是如此，如王彦章、刘仁赡、裴约等人的画像均安置在佛寺中。其帝王真容也大都如此，如前述唐僖宗及随驾文武臣僚像绘于大圣慈寺壁，后蜀君臣真容亦是如此，“广政末，主置真堂大圣慈寺华严阁后，命文才写诸亲王文武臣僚等真”。文中所谓的“主”，即指后蜀后主孟昶。类似情况前而己有涉及，不赘。有一种变化需要交代一下，即蜀中的帝王塑像或画像多置于大圣慈寺御容院内，这一点己为大量的史料所记载，看来此院乃是专门安置皇帝真容的场所。至于皇帝塑像的安置，《益州名画录》载：“王氏永平，废兴圣观为军营，其观有五金铸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躯，移在大圣慈寺御容院供养。”又，《东斋记事》云：“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铸像在焉，又有壁画《明皇按乐十眉图》。”后梁时汁梁相国寺亦有东塔御容院。此外，真容院也是安置帝王像的场所，《宋史》卷四七九《李昊传》载：李昊在后蜀后主孟昶时官拜宰相，“昶令就知祥真容院图文武三品以上于东西廊，以昊有参佐功，特画于殿内”。自宋以来寺庙中的真容院逐渐增多，尤其是五台山，除了供奉帝王像外，有些高僧像也安置于内。这应是受唐五代风气影响所致。
李唐皇室自称老子后裔，故有唐一代尊道之风甚盛。早期道教本无偶像崇拜，受佛教影响也搞起了这一套，尤其是开元时期，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大量的道观，其中开元观专门安置老子像，开元二十九年五月规定：“宜令所司即写真容，分送诸道采访使，令当州道转送开元观安置。”此外，两京之太清宫、太微宫及各地的紫极宫也都安置有老子像。与此同时，又陆续把唐朝诸帝像安置其内，前而己述及玄宗、肃宗、德宗等塑像安置在太清宫、太微宫内。另据《剧谈录》载：“东都北邝山有玄元观，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妙绝，古今无比。”其中五圣真容即指唐朝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人真容，杜甫在其旁题诗云：“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亦可证明之。除此之外，京内外其他道观也多有皇帝像，如鲜于仲通任西川节度使时，在成都建一使院，玄宗幸蜀时作为行宫，玄宗返京后遂为道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前述的启圣宫中亦有玄宗像。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前述蕲春郡天长观玄宗玉像莲花座生紫芝一事。众所周知，莲花在佛教中具有深刻的宗教意蕴，而天长观是道观，其中的玄宗像却用了莲花座，这既是佛教对道教影响的表现，也是李唐皇室尊道崇佛观念的一种体现。五代时期仍存在将帝王画像置于道观中的做法，如前蜀后主王衍“命（杜）齯龟写先主、太妃、太后真于青城山金华宫”。金华宫即为一处道观。其他各国亦有这种现象，甚至到宋代仍然沿袭了这一做法。如宋太祖在滁州清流关大败南唐军队，俘其将皇甫晖、姚凤。皇祐五年（1053年），当地官员专门在天庆观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南宋初遭战火毁坏。
唐五代时期的这种风气无疑受到了佛、道二教偶像崇拜的影响，但社会上层愿意将塑像或画像安置于寺观的具体原因，仔细分析，大体有如下几个方而：其一，希望能够像菩萨、神仙一样长期得到供奉。这一点在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尤其是对帝王之像，每年都要定期赴寺观行香、荐献。除了朝廷每年派官在京师地区专门主持此事外，对安置于各地寺观的帝王塑像与画像的荐献，己成为各地官府每年必须履行的职责。至于民间亦是如此，对祖先之像每年定期献食。其二，希望获得神佛保佑。佛教有功德与福报之说，兴建寺院，塑造金身，为大功德，将会获很大的福报。将帝王将相之像安置于寺院，作为做功德之人，有利于福报降临其身，这也是敦煌莫高窟壁画绘有大量供养人画像的根本原因。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信众日广，帝王之像与佛像同处一寺，还可以起到借助佛教美化其统治的作用。其三，唐朝统治者自称老子后裔，利用人们对道教的信仰，将其统治神圣化。唐玄宗梦见老子对他说，只要尊崇道教，“当庆流万叶，享祚无穷”。又借太清宫道士萧从一之口，称老子对其曰：“可报吾孙（指唐玄宗）”，“令侍吾左右”，“所报非常，言圣寿之延长，亿万载之无极”。这既是唐朝诸帝之像列侍于老子像左右的原因，也是其尊崇道教的主要目的。至于五代时期仍然将帝王将相之像安置于寺观，则是受唐代风气的影响，当然也是出于上述这些原因和目的。
结语
唐五代时期雕绘真容风气的影响较大，就连少数民族中亦流行此风。后晋末帝被契丹所掳，强迫北迁，“至锦州，虏人迫帝与太后拜阿保机画像，帝不胜其辱”。可知其社会上层亦有此风气。自宋代以来此风仍然长盛不衰，美国学者方闻研究过宋元明时期的帝王画像，主要是从画像艺术技法和风格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认为宋代画像供奉在宗庙中，元代画像供奉在喇嘛庙内，明代画像则深受藏传佛教风格的影响。认为“这些帝王像即时具有祖先像和神圣崇拜物的作用”。其实宋代帝王画像并不都供奉在宗庙，宫廷中亦多有供奉，如“寿宁堂，明道中奉太祖御容于此”。“穆清、灵顾、性智三殿，灵顾以奉真宗圣容”。“宜圣殿，奉祖宗圣容”。前而还提到过在道观中安置宋太祖像的情况。还有学者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元、明三代帝王画像，研究了其所隐喻的正统性问题。可知历代帝王画像的绘制与供奉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蕴。清朝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曾将宫中所收藏的历代帝王御容进行整理，装裱后安置于南薰殿。其中有5位上古与先秦贤君、4位南北朝至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16位宋代帝王、8位元代帝王和14位明代帝王，共计47位。5位上古与先秦帝王像出自南宋马麟之手，4位南北朝至五代帝王分别是梁武帝、唐高祖、唐太宗与后唐庄宗，全系明人仿作。其余画像皆为同时代人绘制。这一切均是宋元明时期重视绘制帝王御容的证明。至于清朝历代皇帝无不有御容存世，或奉于别殿，或置于寺观，与唐五代的情况基本相似。这一切都说明唐五代时期这一风气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除了帝王之家，自宋以来的其他社会阶层也都沿袭了这一风气，如“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赞云：‘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说明王安石有画像存世。有的画像还是皇帝指示绘制的，如宋仁宗曾密令绘唐介画像，唐介死后，“乃以此画像赐其家”。民间为其祖先绘像者更多，有大量此类画像流传于世，以至于后世为了争夺祖先画像打起了官司。这一风气究其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是真正对后世发生直接影响的，应该还是唐五代时期。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12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