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克成 唐淑权：从《边疆》《史学》周刊看昆明《益世报》副刊的学术研究

作者：颜克成 唐淑权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 2023年上卷

摘要：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上所办的《边疆》与《史学》周刊，是抗战背景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发展的产物。《边疆》周刊是《禹贡》半月刊停刊后创办的专门研讨边疆民族问题的刊物，继承了《禹贡》半月刊的办刊思路，《边疆》《史学》周刊是顾颉刚“学术救国”的重要体现，两刊之间亦存在紧密联系。学者们运用史学考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范围，研究成果质量显著提升。其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滇缅铁路线走向的讨论，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及与汉族关系的讨论，僰夷民族种属问题的讨论、土司政治的讨论等，都是在抗战局势下学者“学术救国”理想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边疆》 《史学》 边疆民族

《益世报》作为民国时期有宗教背景的重要报纸，自1915年创立至1949年停刊共34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天津办刊时期、昆明办刊时期、重庆办刊时期。现在学术界对于《益世报》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大多集中天津办刊时期（1915～1937），1938年底《益世报》迁往昆明及1940年后在重庆复刊的部分却很少有学者涉猎，仅2篇论文专门讨论了昆明办刊时期的《益世报》，重庆办刊时期的《益世报》（目前重庆图书馆已电子化）更是无人问津，整体上缺少对于《益世报》后期的研究。迁往昆明和重庆后的《益世报》虽不如天津时期办刊时间长，但报道内容却异常丰富，出现不少有特色的副刊，如昆明版《边疆》《史学》《教育》《读书》《宗教与文化》等，重庆版《乡村建设》《社会问题》等，都具有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梳理这些副刊上的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西南社会发展状况、边疆学术研究的特色。另外，目前对于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的学术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上，但《边疆》《史学》《读书》《宗教与文化》等周刊上的其他文章，多湮没无闻。比如钱穆在《益世报》的多篇文章，除《国史引论》《国史漫话》外，《钱宾四先生全集》亦无。《史学》周刊虽为顾颉刚所办，但其创刊辞，则是张荫麟所写（未署名），后收入其《中国史纲》开篇《献辞》里。其他如辰伯（吴晗）、及时（郑天挺）、陈梦家、姚从吾、旭生（徐旭生）、罗香林、孙次舟、汝灰（方豪）、杨向奎、伯平（冯家昇）、西山（张维华）、饶宗颐、杨力行等学者在上面发表的文章有许多不见于诸家的文集或全集里，以上学者或正值学术成熟之年，或正在学术起步阶段，收集并研究他们在《边疆》《史学》等周刊上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另外《边疆》《史学》等周刊里，诸如西南民族问题的研究、滇缅铁路专号的探讨、边民风俗的历史考察等文章，是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学形成及发展时期的重要文章，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一 《边疆》周刊与《禹贡》半月刊的内在渊源

1934年《禹贡》半月刊由顾颉刚与谭其骧共同创办，当时顾颉刚与谭其骧都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的课程，于是两人商议后决定创办刊物，为学生提供讨论的平台，促进学术发展，挖掘更多人才，呼吁更多的学者关注地理沿革的研究，揭露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顾颉刚在《禹贡》的发刊辞中提到“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察哈尔、绥远亦岌岌可危，身处北平的顾颉刚感受到形势的危急，《禹贡》半月刊应运而生。而《边疆》创立于1938年底，当时南京、上海、广州等滨江、沿海城市相继沦陷，政府、高校以及大量工厂西迁，民族危机更是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日本在武力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在学术上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禹贡》半月刊与《边疆》都是成立于民族危机的时刻，两份刊物创办都是为了揭露日本阴谋，呼吁国人保卫边疆。以下就刊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作者群来探究《边疆》与《禹贡》半月刊的联系。

（一）研究内容

《禹贡》半月刊登载的文章700余篇，内容涉及地理沿革、少数民族史、自然地理、中外交通史、方志学、地方小记和游记等。起先《禹贡》半月刊关于边疆民族的文章很少，后来顾颉刚到绥远省考察，意识到边疆问题的严重性，《禹贡》半月刊登载文章的研究方向逐渐向边疆与民族史倾斜。《边疆》所刊文章也有相似的研究内容，因篇幅有限，以下就民族史、自然地理、地方小记与游记三方面进行比较。

《禹贡》半月刊关于民族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就有110余篇，约占文章总数的1/7，涉及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及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古代民族的分布研究，如蒙文通的《古代民族移徙考》、袁复礼的《新疆之哈萨克民族》、李咏林《十三世纪前期的蒙鲜关系》、王日蔚的《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等；二是大量回族与回教文化方面的文章，如“回教与回族专号”与“回教专号”刊登40余篇文章，涉及回族的现状、宗教信仰、教育发展、生活习性、文化传统、民族关系等重要问题。《边疆》中涉及民族现状与民族史的文章共15篇，约占文章总数的1/4；还涉及古代民族的分布研究，如方国瑜的《僰人与白子》研究云南摆夷族源与发展，张维华的《读〈圣武记〉札记又三则》中记载土尔扈特西迁的踪迹，张西曼的《回教非回族》解释回族的族名演变，回教名称由来，探究两者的关系。

《禹贡》半月刊登载了钱穆的《水利与水害》、张了且的《历代黄河在豫泛滥纪要》、蒙文通与王树民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探究古代黄河或长江与生产生活的关系，以及气候变迁对人类生存的影响；黄文弼《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和郭敬辉《大清河流域之地理考察》探究水域变化与人口发展的关系。《边疆》中则以杨钟健的10篇“西南漫话”系列文章为代表，内容涉及西南的喀斯特地形、山洞、水系、河谷、湖泊等地理情况，古生物学知识，希望人们利用好自然资源；萧愚的《宁夏的水利》探究宁夏对黄河水资源利用的功绩，涉及水利状况与生产的关系。

《禹贡》半月刊上登载的地方小记、考察日记和游记共50余篇，在《禹贡》半月刊文章总数中有一定的占比，如沈焕章的《青海概况》、侯仁之翻译的《新疆公路视察记》、徐文珊的《平绥路旅行归来》、李书华的《黄山游记》等。《边疆》中地方小记与游记共6篇，有萧愚的《塔尔寺》《宁夏散记》，杨钟健的《路南纪胜》，杨玉光的《漫谈建水》，南村的《火把节在丽江》，周继廉的《柳州、南宁和百色》。

（二）实地考察与学术论辩的研究方法

两份刊物的作者利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开展研究。禹贡学会曾多次发起考察研究的活动，如1934年8月由燕京大学与平绥铁路局组织的“察绥旅行团”，其考察内容包括古迹、物产、风俗等。1936年7月，察绥旅行团对绥远、包头等地进行调查，所得调查报告以“后套水利调查专号”登载于《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的作者也重视实地考察，以江应樑多篇考察文章为代表，他深入云南西部“腾龙沿边十土司地”开展民族调查，对少数民族的族源及其流变、民族习俗、地名、人口分布等问题进行详细梳理，其他如杨力行的《湘西南的苗徭和屯政》、李霖灿的《观音市和一位古宗朋友》及杨钟健的《路南纪胜》等都是作者实地调查的成果，有的作者还利用民族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调查。

《禹贡》半月刊上还登载了不少学术论辩的文章，如顾颉刚与唐兰关于“九丘”问题的公开讨论，孟森、顾颉刚等人关于尧典著作时间的讨论，钱穆、于鹤年关于清代地理沿革的讨论等。作为禹贡学会的精神领袖及《禹贡》半月刊的创办者，顾颉刚也将禹贡学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传统延续到《边疆》。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后，禹贡学会的会员如白寿彝、费孝通、杨向奎等都参与到讨论中，除了费孝通提出反对意见，白寿彝与杨向奎等都支持顾颉刚的观点，在《边疆》上，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文章有11篇。另外，《边疆》为了契合时事，刊载了多期“滇缅路线问题专号”，有4位学者参与讨论，贡献了多篇文章。

（三）作者群

据笔者统计，同在《禹贡》半月刊及《边疆》上发表文章的学者共10人，分别是萧愚、史念海、顾颉刚、张维华、杨钟健、罗香林、徐旭生、白寿彝、卢振明、杨向奎。对于《禹贡》半月刊来说，他们只是作者群中的少数，但对于创刊不足一年的《边疆》而言，他们却是作者群中的重要部分，占《边疆》作者总数28%。同在《史学》及《禹贡》半月刊发文的学者共7人，分别为顾颉刚、钱穆、陈梦家、张维华、史念海、饶宗颐、容肇祖，占《史学》作者总数的26%。顾颉刚、张维华及白寿彝是《边疆》直接负责人，许多禹贡学会时期的学者在《边疆》与《史学》上发表文章，象征着他们边疆民族研究工作的延续。

因抗战爆发，《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原本庞大的作者群体在全国四散开来，不少学者随校南迁至昆明。顾颉刚自不必说，在《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之后，张维华立即在《边疆》发文力挺顾颉刚，此外也刊登多篇涉及民族史的文章。《边疆》前30期通讯处都是“昆明登华街四十二号张西山先生收转”，直到后来张维华前往成都齐鲁大学任教，通讯处才变为“昆明南昌街七号白寿彝先生收转”。白寿彝是同时在《边疆》与《史学》上发文的作者之一，白寿彝曾为《禹贡》半月刊编辑两个“回教专号”，1939年他在云南大学任教，主要研究云南伊斯兰史，同时参与编辑《边疆》，也投稿支持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所提的观点。在张维华与顾颉刚离开昆明后，白寿彝基本主持《边疆》的编辑工作。杨向奎也在《边疆》上发表文章声援顾颉刚，强调中华民族的重要性，1938年，杨向奎在甘肃学院任教。同为禹贡学会一员的费孝通则对顾颉刚的民族观发表不同意见，顾、费之间学术论辩的文章都发表在《边疆》上，二人在昆明期间也多有交往。

1936年，作为禹贡学会理事之一的徐旭生在首期《边疆》上发表《我们对于国内寡小民族应取的态度》，也发文参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曾在《禹贡》半月刊发表文章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在《边疆》投稿10篇文章，为读者介绍有关西南的自然地理情况。1935年7月，冯家昇开始与顾颉刚共同担任《禹贡》半月刊的主编；1939年6月5日，他在《边疆》上发表《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一文，署名“伯平”，这篇文章与《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的内容高度相似，但据查证当时他在美国学习，《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是否也出自冯氏之手，此问题另需考证。

1937年，《禹贡》半月刊继续呼吁学术界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并且制订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增加探险旅行调查，加强国内寡小民族研究、历代北部边防研究与民族史研究等。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禹贡》半月刊被迫停刊，上述计划都没能落实。但1938年，顾颉刚抵达昆明后并没有放弃，在云南各县镇进行调查走访，查阅地方志，继续完成当时的计划，《边疆》是《禹贡》半月刊停刊后顾颉刚创办的专门研讨边疆民族问题的刊物，在文章类型、研究方法、作者群体方面与《禹贡》半月刊有一定的重合，《边疆》对《禹贡》半月刊具有一定的继承性。

另外，顾颉刚所创办的《边疆》与《史学》在作者群体、文章的研究方法及刊文选题上有无法割裂的联系。在作者方面，在《边疆》与《史学》上都发表文章的作者就有4人，分别是顾颉刚、江应樑、张维华及牛若望，约占《史学》作者总数的1/7，4人共发表18篇文章。他们人数虽少，但对于《边疆》与《史学》来说都很重要，并且顾颉刚与张维华还是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在研究方法上，《边疆》与《史学》的许多文章都采用了传统史学考证方法，吴晗的《明末江阴孤城抗敌记》、容肇祖的《疑古的老祖宗——欧阳修》等文章发表在《史学》上。成憎的《前汉西南开边小记》、罗鸿的《南天琐记》及张维华的《读史札记》刊登在《边疆》上。在刊文选题方面，《边疆》与《史学》都刊登了不少民族史的文章，《边疆》9篇，《史学》5篇。根据作者实地调查所撰写的文章，如顾颉刚的《甘青史迹丛谈》与江应樑的《云南西部僰夷区域中的土司政治》发表在了《史学》上。《边疆》与《史学》的文章许多都涉及云南的情况，《边疆》连载多期“滇缅路线问题专号”，还有杨钟健的“西南漫话”系列文章，据统计涉及云南的文章共27篇；《史学》刊登有关云南的文章共7篇，如张希鲁介绍云南昭通出土的文物与珍贵的石刻，介绍云南状元袁嘉谷的《袁树五先生传》，江应樑的《云南西部僰夷区域中的土司政治》等。

《史学》的宗旨为“表先民烈烈之雄风，期有效于起衰而振懦……，斯史实所炳垂，凡国民所宜稔者也。若乃势当危迫，志存忠节”。换言之，史家的任务在于申明国家民族的使命。中华民族能够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先辈的不懈努力，我们需要表彰他们的优秀事迹来振兴国家气势，这与顾颉刚所坚持的为团结边疆民众抗战，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相呼应，与其借助历史研究来鼓舞民气之目的皆一致，由此可见《边疆》和《史学》都是顾颉刚至昆明后“学术救国”的重要遗产。《边疆》与《史学》皆诞生于民族危亡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武力入侵我国领土，也在学术领域与文化宣传方面对我国进行分裂活动，歪曲中国的历史为侵略寻求依据。《史学》的文章多用传统历史考据方法研究边疆民族，在研究内容上多注重挖掘历史文化与民族气节；《边疆》多使用史学考据与近代科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边疆民族，如使用民族调查的方法，内容上偏向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尽管两刊学术路径有所不同，但作者都是通过历史事实从学理上对侵略进行反击，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进而达到抗战救国的目的，可以窥见学者在抗战时期史学研究的路向逐渐转向“致用”。

二 《边疆》与《史学》刊文的特点

对《边疆》的文章进行区域分类，有利于了解学者对中国边疆不同区域关注的情况。对《边疆》与《史学》所刊文章进行类别划分，目的是了解学者的研究范围，反映抗战时期边疆民族研究学术热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文章同时符合两个分类，因此笔者会以文章的侧重点与文章的写作目的为判断依据，对其进行分类（见图1～图5）：

（一）偏重边疆开发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

《边疆》共刊登68篇文章，《史学》共刊登38篇文章。从图2、图3可以看出，《边疆》刊文的研究地域涉及西南、西北、华南、东北等，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为主，涉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文章共38篇，约占文章总数的56%，如果说《禹贡》半月刊继承了自清中叶以来重北轻南的边疆研究传统，那么《边疆》实际上是向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倾斜。其中《边疆》直接涉及云南的文章有27篇，约占文章总数的40%；《史学》涉及云南的文章有7篇，约占文章总数的18%。《边疆》的研究趋向与国内抗战形势密切相关，欲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巩固西南大后方，云南的战略地位逐渐上升，学界的关注点必然会逐渐转向西南。

从图1可以看出，《边疆》排名前三的文章类别分别是民族现状与民族调查、开发边疆、民族史以及自然地理。随着西南大后方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西迁，大量学者汇集云南，为了增强民众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了解，树立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学者自觉转变传统史学研究方向。他们就地搜集材料，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关注少数民族历史沿革、民族现状及开发边疆，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积极响应政府依靠西南实现抗战救国的思想。对于边疆工作者来讲，边疆地区不为外界所知的地带日益减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二）服务抗战，抉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爱国与求真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内核与支柱，在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大批学者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己任，从悠久的中国历史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介绍重要的历史人物，肯定他们的民族气节，抉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使学术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抗战。《边疆》与《史学》同样有所体现，通过树立英雄人物的形象，能够使民众有形象的感知，先从情感上接受进而达到对历史、文化、国家的认同。

张荫麟在《史学》的《创刊辞》里说道:“大任既已降于斯民，大难所以鼓其蕴力。偶蛮夷而猾夏，终礼义之胜残。……蹈东海而死，义不帝秦；抗绝岛而兴，誓将复汉。”让民众在国史里知正气与信念，知勇敢与希望。钱穆的《国史大纲》享誉学林，其“引论”（《国史引论》）即首先登载在《史学》的第2、3、4期，钱穆“提倡国史教育来唤醒国魂……在抗战时期国难方殷之际，当失败主义气氛一度弥漫，国人迫切需要从民族记忆中寻找自尊和自信”。吴晗不仅表彰抗倭殉职的名臣，对普通民众的英勇事迹也大为赞赏，他写道:“多记乡民白丁奋勇杀敌事，勉今之国民也。”在《明末江阴孤城抗敌记》中表彰明末江阴城民众抗清失败后阖城殉难的壮烈事迹，“亦战时言传之绝好材料也”。平民的英勇事迹可以起到更大的激励作用，这些事迹更容易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使民众受到激励和鼓舞。

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英雄形象能够极大地激励各族人民团结斗争，丰富少数民族史研究。罗鸿的《那嵩——记南明元江之护国英雄》宣传傣族土司那嵩联明抗清的英雄事迹，展现了少数民族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反映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接受汉文化的深厚程度，他们维护祖国统一的努力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体现，体现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白寿彝的《跋〈咸阳王抚滇绩〉》通过考证该书的史料价值，介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开发云南的历史功绩，云南是众多少数民族生息繁衍的家园，赛典赤·赡思丁是中华民族开发边疆的代表人物，他在云南的成功是少数民族之间和谐相处、携手共建家园的典范，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抗战需要团结各族民众，使其具备中华民族的认知。学者们从历史中搜寻他们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优秀特质，如爱国、团结、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这些特质契合抗战时期社会潮流的几个关键话语要求，通过大力褒奖他们的事迹，不失为鼓舞士气服务抗战的一条路径。

（三）关注边疆时事

许多作者关注边疆时事，呼吁政府积极开发边疆。1938年12月25日滇缅铁路开工后不久，有关西段南北线的确定引发了巨大争议，《边疆》反应极为迅速，1938年12月26日立刻在第2期刊登启事，计划开设“滇缅路线问题专号”，“为学者提供讨论时事的平台，关于滇缅铁路选线讨论不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这条铁路牵涉国家边防、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于抗战胜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学者们都希望通过研究边疆为国家的建设、为开发边疆献计献策。无论学者们所持意见如何，他们维护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是不变的。”李芷谷提醒不能“漠视国家的国防、经济、政治、种族、土地等重大问题”，张重华指出这条铁路“可以在中国国防上担任它应尽的使命”。这次讨论不仅涉及滇西资源开发与边疆国防问题，也涉及当时远东国际关系，揭露英国对印度、缅甸殖民罪行，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图谋。这样关注边疆时事的讨论绝不是凑热闹，而是让更多人了解西南边疆的真实情况。

《史学》对云南学术界重要事件进行及时报道，如1937年12月23日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袁嘉谷去世，其弟子张希鲁在《史学》第12期发表文章《袁树五先生传》，肯定了袁嘉谷在云南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介绍其抗日爱国的精神，希望云南的学子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边疆》第6期报道了云南民族学会的成立消息，鼓励学者参与学会；更新了学术界的动态，这些新闻大多与边疆民族研究密不可分。众多学者的参与，大量成果的发表，不但使学术研究跟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对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对民族文化的关注

两刊多篇文章介绍边疆少数民族的族源、语言文字、生活现状、教育等情况，学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更是加以赞扬，如通过树立那嵩、咸阳王等人物的英雄形象，宣传其英勇事迹，让普通民众了解民族之间和睦共处的历史。两刊如此关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是因为少数民族是抗战救国中不可缺失的一分子，所以学者们以关怀的角度来研究边疆民族文化，解决民族问题，让彼此相互了解，架起沟通的桥梁，如绍房的《夷边的人祖神话——汉夷是同胞兄弟》讲述了彝族先祖的神话传说，彝族先祖三兄弟中，“长子就是刚夷的祖先，次子是黑夷的祖先，三子是汉族的祖先……（或谓白夷为其三子，但亦有说白夷为被同化之汉人，如此则仍属同源）”。该文虽是讲述神话传说，但目的是宣传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源的理论，旨在团结少数民族，稳固边疆。

学者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评价很高。宓贤璋评价苗族、猺族同胞道:“颇多勤劳耐苦，本质及极良。”杨力行说湘西南苗民:“文化思想和政治意识并不低于汉人，只是为了时代所迫而潜居穷山僻岭之中，生计艰难……许多苗民同胞的态度，又是那样的严肃而和蔼，谈吐又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并且对于学养，也有相当的根基。”李霖灿评价古宗人“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能骑得好马，对牲口都亲切的很，骑术当然是拿手，每年大理月街赛马，第一名通常是古宗人的”。顾颉刚称赞撒拉人：“身体健壮，性情勇敢，不耻作土匪，也不怕造反，他们乐于应征入军，临战又喜欢冲锋，所以青海宁夏两省军队中，撒拉人充作旅团营长和下级干部的很多。”类似的评价还有很多，这些评价能够令读者对少数民族同胞肃然起敬，少数民族同胞读后也会油然而生自豪感。一方面增强了民众对少数民族同胞的了解，认识到他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一员，在抗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共同担负抗战救国的重任，另一方面树立了少数民族同胞的自豪感，激发其爱国精神。

三 作者群分析

经统计，《边疆》投稿作者共37人，《史学》投稿作者共27人，4人同在两份刊物发表文章。高校师生构成了《边疆》与《史学》投稿作者主力。在投稿作者中，高校教师与学生占作者总数的50%（见图7）。教职人员主要来自云南大学（8人），中山大学（5人），西南联合大学（5人），以及其他院校，有2人来自中学（见图6）。来自研究院或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有5人，包括中央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有的作者身兼多职，如顾颉刚、宓贤璋、张维华既是云南大学的教师，也在史学研究所工作，江应樑同时受聘于云南大学与中山大学。

学生作者主要来自西南联合大学（7人）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人）。被誉为“么些先生”的李霖灿，1938年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四年级学生，后来随校前往昆明，他与同学一起徒步穿越湘黔苗区进入云南，李霖灿沿途所画少数民族人物素描受到董作宾的赞赏。后来通过董作宾的推荐，时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滕固决定拨款派李霖灿前往滇西北的大理、丽江一带调查边疆民族艺术，李霖灿由此与纳西文化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单纯的“画家”慢慢走上了学术调查研究之路。不少原清华与北大的学生也随校南迁至昆明，其中余文豪与王玉哲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步行到达昆明，这些学生在随校南迁的长途跋涉中感受到边疆的风土民情。《边疆》与《史学》发表了学生的学术成果，使学生获得了实践锻炼，培养了人才。

政府官员共7人，包括高级别政府官员、一般政府官员与学者型官员。高级别政府官员有马毅和张西曼，马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专员，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作为国民党元老及九三学社创始人的张西曼，1932年起开始从事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和著述，后来担任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1935年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一般政府官员有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陈碧笙，云贵监察使署办公室主任兼秘书蒋云峰。李芷谷从云南讲武堂肄业，之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杨力行在湘西乾城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服务，他因在基层服务，更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真实情况。学者型官员有陈碧笙与马毅，陈碧笙1933年执教于暨南大学，1934～1936年赴滇缅边境调查少数民族与中南陆路交通，并至越南、老挝、暹罗三国北部与缅甸考察，所以被政府聘为滇缅铁路工程局秘书。马毅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历任北平大学、北平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教授，后来进入政府工作，他既是高级别官员也是学者型官员。政府官员所撰写的文章一定程度代表官方对于边疆民族的认识，具有官方色彩。

作者群体中包含7个云南人，分别是蒋云峰（腾冲）、李芷谷（腾冲）、张重华（保山）、楚图南（文山）、方国瑜（丽江）、邓永龄（昭通）、张希鲁（昭通），共发表12篇，占全部文章总数约11%。如李芷谷、张希鲁是地方名流，楚图南与方国瑜则是大学教授，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云南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对于云南的边疆民族情况了如指掌，对于开发边疆的一些观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们的文章流露出对家乡的热爱，所以他们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边疆，开发边疆。

通过对《边疆》与《史学》作者群进行量化分析，能看出作者群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包容性，作者中有高校教职人员、在校学生、政府官员、中学教师以及科研机构的研究员，不少作者身兼数职，既是大学教授又任职科研机构。二是精英性，高校师生是作者群体的主力，投稿了大量的学术文章，代表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方向，他们许多人接受的是完整的新式教育，部分作者有留学经历，有的作者是政界人士，他们保证了文章的质量，不少人日后是学界的佼佼者，他们的文章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边疆民族研究高潮的到来。三是现实性，他们发表的文章，不管是民族理论的学术争辩，滇缅铁路选线的讨论，对边疆民族的研究，开发边疆建议，搜集少数民族的资料，还是从历史中挖掘民族性的研究，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中国的边疆民族情况，寻求救国方法。这些文章都是为团结抗战这个现实目标而服务的。

四 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一）民族史研究走向深入的提倡者

《边疆》与《史学》不仅发表多篇民族理论与民族史方面的文章，也注重少数民族教育与社会风俗等方面资料的搜集，刊登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民族史专题论文，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民族史研究起到推进作用。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也为开发边疆，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高边疆民众的生活水平服务，如《苗猺教育问题》、《新疆少数民族问题解决的端绪》、《湘西南的苗徭和屯政》（连载8期）等文章皆是用民族史的眼光观照现实。抗战时期众多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的学者云集西南，相互影响，使得边疆民族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多学科共同参与进行研究，以顾颉刚、江应樑、方国瑜等为代表，在民族史研究领域广泛使用历史文献与民族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沿革、分布区域、日常生活等进行详细记录。这个时期的民族史研究既注重传统史学的考证，又大力提倡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方法，不断挖掘新材料，所以《边疆》与《史学》刊登非常多民族史的文章，涉及民族族源与演变、民族分布、民族关系、语言文字、文化风俗等方面。

从学术进步与学科分合来看，中国边疆研究新领域的不断开拓是一个发展大趋势，这种发展在20世纪以前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学者多用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一批新兴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随着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很多新兴研究领域。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地研究中国边疆这一特定历史舞台，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随着学术进步，中国边疆研究日益朝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发展，这又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学者们搜集资料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地方志、官方统计资料、历史遗迹、采访记录、碑刻、私人族谱等。如江应樑广泛搜集云南西部土司的相关资料，如衙署公文、袭职抄本、所辖人口统计等。白寿彝为了考证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的政绩，寻找《咸阳王抚滇绩》的各种版本和民间记载，对搜集到的史料仔细考证，反复甄别。抗战时期学者们努力克服交通闭塞、语言不通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致力于民族史研究，方豪为搜集彝族的原始资料，辗转寻觅，“此次考察路程：计自宜良至路美邑四十五里，坐滑竿。路美邑至路南十五里，至青山口二十二里，又至滥泥箐八十里，均坐滑竿”。在充分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学者们努力推动了民族史学发展。

（二）三十年代边疆民族研究的继承者

20世纪30年代的边疆研究关注民族理论、民族关系、边疆政治、民族风俗习惯、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史、少数民族历史沿革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程度越来越深。到40年代，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边疆民族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如《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对西南诸族应有设施刍议》《云南西部边境中之傈僳等民族》《夷人作斋的风俗》等，这些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对后来的边疆学术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学者开始明确以民族国家的视野来考察边疆政治、经济等问题，部分学者对民族源流及发展的论述，凸显了各民族在演进过程中的融合与变迁，如顾颉刚的《撒拉回》、杨向奎的《论所谓汉族》、王玉哲的《楚民发祥地及其都邑迁徙考》及方国瑜的《僰人与白子》。特别是方国瑜提出南诏族属的观点，用历史事实反驳一些国家对少数民族史乃至中国历史的错误结论。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出发点都是维护国家利益，学者逐步意识到民族史的梳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意义。另外，顾颉刚发起的关于“滇缅路线问题专号”的讨论，方豪的《西南寡小种族的传教问题》等，内容涵盖诸多方面，中国边疆研究成为多学科研究的交汇点，众多的研究成果是那个时期中国爱国救亡社会运动的产物。与19世纪后期中国边疆研究开展状况相比，其研究成果不论在深度、广度方面还是数量方面，均有明显的进步。

研究方法上，学者在研究中不断实践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以江应樑为代表，他的《云南境内之西南民族》简要介绍罗罗族、僰夷族、苗族的分布地带与史书记载，叙述较为简单。而在他的另外三篇文章中，江应樑实地调查遍历芒市、陇川、干崖七个土司统治地区，使用民族调查的方法，对整个民族的政治组织、社会及经济形态、文字语言、婚姻丧葬、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考察，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图、表把研究成果清晰呈现，且在文章中多引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传统史学文献记载可以了解某一地区的历史情况，但文献不一定全是一手资料，有可能出现错误，通过实地调查能够纠正过去史书的错误记载，《边疆》与《史学》不少文章都利用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文章可信度很高。

另外，随着新史学思潮的传播和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很多学者形成了民族平等观，如方豪的《名词的讨论——关于国家、民族、华北、华南等》，从历史、现实和民族国家理论出发，阐明各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承认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客观评价了中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反击了日本企图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企图。

（三） 四十年代承上启下的开拓者

1939年的《边疆》与《史学》拓宽了原有的研究领域，并且从新的角度进行一些有创见性的探索。自清末以来，西北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点，“逊清末叶，名公巨卿，好谈西北问题，一时风起云会，莫不以谈西北为识时务之俊杰。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从“谈西北”到谈“边疆”，研究领域已大大扩展。如上文所论，《禹贡》半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边疆研究刊物，但目光主要集中在西北边疆，而1938年底创办的《边疆》《史学》在刊文内容上更侧重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学界研究从30年代初期注重西北转向西南、西北并举，一方面反映西南边疆地区战略地位上升，预示着40年代学术界对西南边疆民族的研究必然迎来新的阶段。学者将研究视野投向了更广泛的领域，“新的学术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又促进了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抗战时期随着大批学校与研究机构的西迁，云南现代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学者以高校为主要阵地，“较为稳定地开展了中国边疆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使原本较北部边疆研究明显滞后的西南边疆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从而有利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整体布局的平衡和研究的深化”。

《边疆》与《史学》的作者们在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学术生活中，围绕国家民族所急需的议题进行论辩，如“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滇缅铁路线走向的讨论，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及与汉族关系的讨论，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宗教信仰等问题的讨论，僰夷民族种属问题的讨论，土司政治的讨论等，体现了他们“学术救国”的理想，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寻找平衡，使学术思想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对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推动了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历史地理学、民族学、边政学等学科的发展。

采编：金建峰

排版：杜 晨

统筹：许洪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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