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艺术 悼念|一生向真,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去世
司徒兆敦
2023年8月31日,据多位知情人士证实,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于8月3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以下,“凤凰艺术”与您回顾司徒兆敦的艺术生涯,共同缅怀。
“我因为讲真话吃够了苦,也因为讲真话得到了最大的好处。”
——司徒兆敦
8月31日,据多位知情人士证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于8月31日凌晨去世,享年85岁。
司徒兆敦,曾用笔名佐楠、梁梧舞等。1938年11月,他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开平赤坎,1951年随家人移居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留校任教,他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1980年6月入党。1997年9月,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金烛奖”。2016年07月,被中国电视纪录片学院奖授予“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杰出贡献奖”。2016年7月,被中法纪录片双年展授予德高望重的电影艺术家“终身成就奖”。
▲ 司徒兆敦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司徒兆敦曾拍摄电影《竹》《青山夕照》《父子婚事》;电视纪录片《路》《环境艺术》《光辉的历程》《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编著有《世界影坛佳话》等著作。
▲ 《父子婚事》《青山夕照》海报
作为中国电影界最受人尊敬的泰斗之一,司徒兆敦长期以来致力于纪录片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司徒兆敦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的班主任,黄金“第五代”的伯乐。可谓是高徒遍天下,像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李少红等著名导演都师从于他。作为纪录片师者,他毫无保留地、热情地教导很多青年导演、学生创作纪录片,杨荔钠、张经纬等无数人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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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兆敦在第四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为了拍好纪录片,司徒兆敦差不多走遍了整个中国,以自己或者学生的镜头,来关注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
”
电影最重要的,不是讲故事,而是它具有记录的功能,镜头就是眼睛,话筒就是耳朵。纪录片是对时间最好的记录,应重视纪录片的拍摄,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用记录片的方法把时间留驻,把我们的感受留驻,把我们的记忆留驻。可以说,记录片一定能经历时间的考验,有永恒的价值。此外,要提高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不发展纪录片是不可能的。全世界都是这样。
▲ 司徒兆敦
在电影学院,司徒兆敦说的一句话很有名:我可以原谅我说错话,因为我已经说了很多错话,但是,我不能原谅我说假话。他说:
“
什么是真事、真相、真理?
这是我给学生必上的第一课,因为纪录片就要实事求是。
▲ 司徒兆敦早前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访谈
除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司徒兆敦的家族历史更加令人侧目。
▲ 司徒兆敦(一排左一)与家人合影
司徒兆敦的家族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华侨世家。他的太爷爷是保皇党人。爷爷司徒盛赞是“猪崽”出身的美洲华侨领袖、国民党元老。父亲司徒慧敏是共产党新锐,曾为夏衍领导的左翼文艺家联盟成员,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电影人,周恩来总理派往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技术的第一人,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他的母亲邓雪琼虽然只是开平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然而,做衣服的手艺很出名。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穿的衣服,就是出自她的一双巧手。
▲ 司徒兆敦父母 司徒慧敏(父) 邓雪琼(母)
▲ 司徒兆敦父亲司徒慧敏,中国电影技术家、导演。曾导演《自由神》《风云儿女》《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白云故乡》等影片
司徒兆敦的父亲司徒慧敏,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电影人、地下党。因为父亲地下党的特殊身份,司徒兆敦从小就见惯了“大场面”。妈妈为重庆国共谈判期间的毛泽东、周恩来做衣服;聂耳在他家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叶挺离世前最后一晚,在司徒兆敦家度过;重庆沙坪坝一次百人地下党聚会,就是借着为司徒兆敦奶奶祝寿的机会开的。司徒兆敦描述当时的场景,蒋纬国在楼上跳舞,周恩来在楼下召开秘密会议。在父亲的影响下,司徒兆敦自小就爱上电影;而司徒兆敦的弟弟司徒兆光则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
▲ 司徒兆敦弟弟、雕塑家司徒兆光
▲ 2021年,司徒兆光回顾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有着不同凡响的家族历史,几经时代命运的影响,司徒兆敦依然塑造出朴实无华刚正不阿的性格。
在父亲的影响下,司徒兆敦自小就爱上电影。他在电影厂是从做杂活一步步做起来的。他自称是属于中国第一代的“电影厂的孩子”。
▲ 司徒兆敦
“真实”这个命题,也时常伴随着司徒兆敦的电影工作。1959年,司徒兆敦考上北京电影学院。那段时间他有时会被安排陪同外国人在北京参观。因为发生过老百姓砸外国记者照相机的事件,司徒兆敦说,他当时非常担心外国友人会拍摄中国落后的那一面。
五六十年代,司徒兆敦听从周总理对干部子弟的教导,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搞特殊化,他去到农村中学,一待便是三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更是要求他们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劳动。农村生活的经验,让司徒兆敦对“真实”的冲击力,有了更深的体会。
司徒兆敦曾经在访谈中谈到,“我特别喜欢的意大利女导演卡瓦尼讲过一句话,她说电影只表现事实是什么,要把作品的阐释权交给观众。所以我就记住了周总理那句话,因为它有,所以我拍到,它没有,我想拍也拍不到。我就觉得,要坚持说真话,实事求是。说真话,你不会吃亏。遮遮掩掩更麻烦,吹大牛更不行。”
▲ 司徒兆敦
在司徒兆敦撰写的《司徒兆敦谈纪录电影〈演员〉:“真实即美”的审美观》一文中,他笔触犀利地抨击现实亦真诚地触及心灵。
“看《演员》,于蓝、于洋、秦怡这’二十二大’的代表们,他们一直在强调演员不能只追求表面,要深入到角色的灵魂深处,只有深入生活,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思想到行为磨练自己,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才能塑造好人物,没有捷径……在那个年代,演员不论大小,角色不管正反,都是庄重的,有尊严的工作。我长时间在拍摄现场工作,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它让我永远怀念。”
▲ 电影《演员》海报
虽然北京电影学院在1998年才建立纪录片专业,并由司徒兆敦亲自带教该专业的学生,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宣传以真实的纪录片来记录历史的理念。因为父亲的关系,司徒兆敦认识很多“大人物”,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平和而真实地生活,加上父亲的教诲,让他深有感触,他说:
“
在我的生活道路过程中,只有那些真实的生活才是最扎实、最有质量的。这些东西压在我心上,让我编假我做不到。
2003年,司徒兆敦应邀来到纪录片导演魏时煜所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这也成为了魏时煜制作的第一部纪录长片《记录之旅:原始档案》(A Piece of Heaven: Primary Documents)的契机。
▲ 《记录之旅:原始档案》海报
这部关于司徒兆敦的人物纪录片,不仅可以看到他在香港授课、寻根的过程,魏时煜还以司徒兆敦为核心,延伸到了他周围的人。电影人父亲司徒慧敏、雕塑家弟弟司徒兆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和他的妻子罗丽丹等等。在这些珍贵和原始的影像片段里,我们得以见证时代的许多注脚。
▲ 1983年,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再次到访北京电影学院,其与司徒兆敦父亲为好友
在影片中,观众看到作为师者的司徒兆敦是如何启蒙学生的,但同时,他更像一个朋友,和学生对话,激发他们对日常的思考。
“纪录片所记录的东西,常常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价值”,纪录片伊始,司徒兆敦在香港城市大学授课,他以中国电影先驱之一黎民伟拍摄的孙中山为例,介绍纪录片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在纪录片中,司徒兆敦一生坚信的信仰和对电影深入骨髓的热爱尽数展现。
▲ 司徒兆敦在讲座中
教书育人,司徒兆敦可谓没有任何架子,总与学生平起平坐来谈,一起研究电影。
在教学中,司徒兆顿会建议学生扎根自己熟悉的精神土壤,从本土中寻找创作根本,他一直认为,“到西方去学,你其他都可以学,电影你学不了。学完了你也不能在那生存,这是我的观念,学技术没关系,学录音没关系,学故事片创作,你就根本没法生存。 ”
▲ 2009年,司徒兆敦担任“南方多媒短片节”终审评委。图/IC photo
对于电影创作,他一直是观点明确:“纪录片是大家的,不是你的专利。故事片专业的第一阶段必须学纪录片,第二阶段学故事电影。我越来越坚定一个观点,电影没什么了不得,电影就是一门技术,它必须跟其他学科知识结合,它才是有价值的。电影可以是各种样式,它也可以是商品,它也可以是政治宣传,它也可以是科学。”
因为剧情片烂片太多,司徒兆敦就强迫学生看纪录片,“不喜欢也得给我看,看够了纪录片你就发现,原来这些普通的脸是最漂亮的。”他强调,必须要从纪录片开始抓,通过纪录片的教育、渗透,转变我们的民族审美观。
▲ 司徒兆敦在讲座中
有一位电影学院的学生曾经说过:“所有的老师看了我的片子后,都把我骂一顿,只有你教我如何将坏作品变成好作品。”从内心里希望学生可以成才,从长远的角度去规划学生的未来,司徒兆敦从没有疏忽或冷眼旁观过任何一个学生的问题。
一年前,司徒兆敦的身体就已极其羸弱,但却依然逐字为学生修改剧本、论文,直至病倒无法起身。病榻上,司徒兆敦只要一丝能拿起手机的气力,每每还要在工作群给予心切的叮咛和谆谆的教诲。后病情危重,经抢救和“医疗奇迹”的眷顾身体得以短暂的恢复,司徒兆敦第一件事就是操心系里的教学工作。直至去世前一周,司徒兆敦对前来看望的教师后辈,依然牵挂着教学工作。他毫无保留地、热情地教导众多青年导演、学生创作纪录片,硕果累累桃李天下。
司徒兆敦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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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艺术 综合报道 编辑/胡倩仪 责编/dbk 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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